抗日战争时期，南北书画名家相继入蜀。国破家亡，文运凋敝，成都作为大后方一度成为全国的美术中心，而主营文房四宝和装裱业务的诗婢家则扮演了精神家园的角色，温暖了徐悲鸿、黄君璧、关山月、董寿平、赵少昂、潘天寿、黄宾虹、刘开渠、谢无量和齐白石等无数文化大师，留下许多翰墨佳话。
诗婢家始创于1920年，创始人郑次清是东汉大儒郑玄之后。郑次清之子郑伯英年轻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广汉起义，失败后潜回成都，接手诗婢家，在“五老七贤”的帮助下发展壮大，成为和“努力餐”（其创办者车耀先在广汉起义中是郑伯英的领导）类似的地下党据点，替共产党统战了不少爱国画家，使他们把艺术同家国天下、民族兴亡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最终实现“君子豹变”。
诗婢家的招牌由清末的“铁面御史”赵熙题写。作为“五老七贤”之首，他被称作“晚清第一词人”，望重三绝（诗、书、词），很少替商家写匾。而当诗婢家在抗战中被日机炸成一片废墟时，赵熙却以近乎失明的双目挥毫再次写下“诗婢家”三个榜书大字，昭示“文明不死”和“吾道不孤”的信念，令人动容。
诗婢家能在郑伯英手上做大做强，还要感谢赵熙的荣县老乡罗文谟。罗文谟是国民党四川省参议会的秘书长，不仅在书画界一呼百应，还与各界闻人时相过从，比如政府高层于右任、张群，昆曲大师俞振飞，摄影先驱郎静山，音乐家马思聪、蔡绍序，以及学界清流朱自清、梅贻琦、蒙文通、罗家伦和朱光潜。
罗文谟创设了四川的西泠印社“蜀艺社”，后又将其扩大改组为四川美术协会。美协与诗婢家紧密合作，前者办会、办展，后者裱画、揽件，二者联手解决了避居蜀地的书画家的实际困难，将成都打造成民国的“东方佛罗伦萨”，推出名动一时的《诗婢家诗笺谱》，举办震惊世界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
抗战期间，因安徽沦陷，宣纸短缺，无数丹青圣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大千在诗婢家的助力下赴夹江造纸，研发出色白、劲韧、细腻的“大千书画纸”，现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北有荣宝斋，南有诗婢家。本书在纪念诗婢家成立一百周年的同时，也试图在人心迷乱的历史转捩点追本溯源，探寻一种文明的价值观与诗意的生活态度，点燃心灯，赓续传统，找到一条摆脱权力矮化、资本物化和技术异化的人文主义之路，对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