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越（Max Loehr，1903–1988）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其1953年的名文《安阳时期的青铜器风格》事实上预测到了中国考古学家将要做出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推翻了罗越的著名论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理论，后者对青铜器的分类和统计看似科学，曾长期统治着西方的青铜器研究。作者罗伯特·贝格利在本书重探了这一由于考古发现的介入而结束的学术争论，剖析了其背后的重大方法论意义。他从细读高本汉的文章着手，以生物分类学作比厘清了方法论的问题，辨析了科学与科学表象的区别。作者然后讨论了罗越的研究，为他所从事的艺术史提供了逻辑根据，指出他最关注的乃是重建一部有意义的发明创新史，把艺术设计者和资助者的意图看作风格变化的背后动力。作者在最后一章分析了风格这一概念，得出结论认为，艺术史学家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风格并非艺术品的固有属性，方才制造出了诸多混淆是非的典型理论。本书以罗越的青铜器研究为个案来探索艺术史学科的中心问题，其读者群并不限于中国艺术史学者，而是包括了所有关心视觉材料分析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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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我在写这本关于我的老师罗越（Max Loehr，1903–1988）的书时有两个目的。我想阐释罗越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还想描述和分析他对其最钟爱的商代青铜器所做的研究。我希望这两个话题能引起中文读者的兴趣，并想在此感谢那些使本书得以忠于英文原著的面貌出版的朋友。首先要衷心感谢王海城精确流畅的翻译，中文读者可以确信他们所读到的译文与我的本意分毫不差。接下来我要对浙江大学的缪哲教授深表感激，他盛情邀请并安排我们通过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海城教授的译文。殷尧编辑和他的同事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为拙著能在此出版而深感荣幸。中译本的排版与设计紧随英文版的样式，由美国仓颉公司的David Goodrich（顾道伟）炉火纯青地完成。最后，我要感谢出版英文原著的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列惠允发行中译本，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的Barr Ferree出版基金慷慨资助图版及相关费用，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任务。
贝格利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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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本书是我的老师贝格利先生为他自己的老师罗越写的一部思想传记，集三十年教学研究所思所感，遣词造句精心推敲，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他对恩师的钦敬和思念。如今他本人业已退休，而我辈无能，不知如何撰文介绍他在艺术史、考古学、科技史、古文字学和音乐史等诸多学科的独到见解，只能暂且先把他的著作择要翻译成中文，希望借此机会消除中西方一些学人对他的曲解和误解。耐心的读者看了他对高本汉、雷德侯等西方汉学界知名人物的批评之后，可能就不会再相信他是一个有种族偏见的民粹主义者，而他对考古类型学和艺术史风格的剖析也会让读者不再把他当成信奉后过程主义的考古理论家。
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有精准的翻译，然而这又谈何容易！我的诸位同门师友想必都还保留着先生在我们大大小小的习作上用各色钢笔和铅笔所写的小字批注，从标点的正确使用到逻辑的严密推理都条列清楚，而这也是他对待自己写作的一贯态度。他最好的朋友是他书房里的废纸篓，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几十上百次的反复修订。他对文学的热爱也给他的翻译者提出了高难度的挑战，既要应对狄更斯式的庞大词汇量，又要推敲契柯夫式的精炼行文。他和这些文学巨匠共有的幽默感偶尔会在文章中流露出来，而这就更让译者在会心一笑之后陷入无限的苦恼之中。
因此，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博物馆缪哲先生的翻译邀请。如若没有他的鼎力支持和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肯书评，本书的中译本就不会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贝格利老师耐心详细地解答了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相信没有很多译者能像我这样直接便利地探究原作者的文意（也要感谢电子邮件的发明！）。我的同门学弟李建深博士对初稿做了全面细致的校读，指出了很多令我汗颜的疏漏之处，并提供了无数精当的修改意见。美国Birdtrack Press的David Goodrich为本书的出版设计来回修改十多次，让中译本有了和英文原著同样优美的版面。我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王海城谨识于西雅图自偏居
2015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