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简介：

德布雷是南美革命者格瓦拉的昔日战友，赵汀阳是中国最好的哲学家之一。两人在法国偶会，深入讨论各自国家改革与全球化时代政治权力变迁等问题。

德布雷回顾了他亲历的20世纪风云，阐述了对革命喧嚣之后的深刻思辨：革命早非世界主流，新世纪中权力的隐性转移才是重要问题。赵汀阳点出中国 三千年变革史的重要节点，指出应对狂热的革命保持理性的警惕。

近读赵先生的新作，充满了阅读快感。其中谈及革命变迁与政治权力等等精彩内容，向各位朋友推荐分享。

——刘苏里

对我来说，赵汀阳的魅力在于，他始终能够用最炫的方式一猛子扎进问题的深处，这种创造力至今仍让我赞佩不已。

——周濂

赵汀阳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是切•格瓦拉的老战友，也是一个哲学家，但是当年一起进森林打过游击队的，很生猛。一个哲学家打游击队，搞的像毛主席一样。两位的对话很有意思。赵汀阳先生还是对革命很有保留的：革命虽然是个创造性的行动，但却是形势所迫的顺应行动，而不应该是主动故意的变革。德布雷说今天大部分的国家连改良主义都说不上，变成了庸庸碌碌的管理者。他认为如果没有了鼓舞人心的乌托邦和信念，我们社会就会无聊无趣，趋于腐烂，当然革命不能够真的改变一切，但也不要放弃乌托邦的理想。从这里面看到一个法国老左派跟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在革命问题上面的看法，这个看法的分别是很早就有，到现在仍然如此。

——梁文道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摘录：

【德布雷】 p.21 revolution的原始意义：这个词汇在还没有被赋予政治含义之前，是指星宿在天空中回到它们原位的周期，一个移动提围绕着它的旋转轴的一个完整旋转圈。 p.23 集体心态或历史的惯性，就称民族特性吧，它们的寿命往往要长于那些以为只需要操作群众运动和简单的口号就能消灭旧时对现时影响的狂人想象……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 p.30 革命这种梦想迷惑了千百万的男人和女人，虽然迷惑免不了包含着蒙蔽，但也带来鼓励、活跃和行动。 p.31 至少在地中海以北，最后的革命家都变成了既无台词也无观众的演员，更没有舞台。在我们的后工业社会中，的确还有愤怒者、罢工者和争执者，但极少再像1968年5月那样继续提倡“干革命”，那次革命已经成了革命欲望的绝唱。 p.32 人还需要理想和幻想，如果经历了抑郁的乌托邦最终幻灭后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我认为这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p.51 一个中国哲学家按逻辑似乎应该是个唯物主义者、辩证法者，并且少有伤感。而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应该是个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和比较倾向一厢情愿。然而我觉得正好相反。你，一个中国的天之骄子，才是理想主义者。而我，一个法国人，却是个唯物主义者，比你更注重实际，并怀疑内心的激情。 p.53 革命的神话（“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曾是现代迷信之一，其宗教性超过了它的理性。很可能我们永远都需要某种想象的希望，但你一定比我更知道如何相对化地看待这种绝对化的需要，因为你知道其中用人类痛苦来计算的代价。 p.61 简短地说，这个基督教民主的欧洲，想象普爱和所有人都是朋友的欧洲，抛弃了辩证法、斗争和对立。它以“政治正确”的名义和旗帜直接往墙壁上撞去。当然和平总比战争好，但把利益相互对立这个事实藏...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目录：

第一组通信
赵汀阳：中国历史至今有过三次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现代中国。
德布雷：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第二组通信
赵汀阳：您指出今天世界取代了革命的关键词是民主，可谓一针见血。人们可能对民主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有些人可能会忘记民主只是形成公共选择的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一种价值。民主这种技术可以用来产生好的公共选择，也同样可以用来产生坏的公共选择，民主可以被任何利益诉求或价值观所绑架，比如说，民主可以用来决定赖账、违约甚至发动战争和侵略别的国家。
德布雷：你很有道理地提出有关民主（这是一个所有人可以争取到的对野蛮的抵制）的疑问。它首先能使社会安宁，避免人们为了政权而自相残杀，所以它是一个文明的因素。但民主这个词，我该向你承认，当它被不加鉴别地利用时，就是一个我有所提防的词，一个到处都可以用同时又没有专用的词。实际上有各种不同的民主，相互之间很少有关系。
第三组通信
赵汀阳：20 世纪70 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个最常用的词汇，听起来，革命大概等于“正确”的意思，可是正确又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意思就是穷人翻身。不过，穷人翻身之后变成什么呢？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穷人翻身之后还是很穷，革命的意义何在呢？
德布雷：对那些带着“主义”的词汇（您说得对，也就是那些意义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对理论之间的比赛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种多少含着调侃的冷漠（虽然那些主义在人间喜剧中有其应有的地位）。社会的看法和职业使我无可奈何地被归划为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种姓或者种类，但是经验教给了我如何与奥维尔所说的“那些争夺我们灵魂的令人厌恶的小正统教条”保持警惕的距离，因而对观察小事情的喜好超过了注释大道理的兴趣。
第四组通信
赵汀阳：大众媒体是一种精神简化致幻剂，它以自由之名毁掉人们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毁掉理性对话。不过目前中国大众传媒的情况却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场化性质，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着管制性质，经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态，把不属于人民的意见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场性质和管制性质同时存在于大众媒体中，堪称奇观。
德布雷：要领导一个国家，必须要开启梦想，因此要对它说谎。这最后的词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为它贬低和不恰当地描述了梦想的活跃领域。一个国家没有感觉，它只有利益，但一个民族拥有心脏和感情（一个政治领袖应该懂得如何在这两方面衡量）。必须通过欣快的伟大神话来动员一个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条件和收入悬差极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边目前的情况。
第五组通信
赵汀阳：尽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惯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应心的本领。不过事情也并非没有变化，我注意到年轻人所使用的更为直率而生气勃勃的语言，也许新一代人将来能够解放言论空间，超越政治正确的封闭性。
德布雷：自1789 年以来，我们在法国成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这也可以是你们的合理追求。但问题是，公民今天变成了客户，而选民变成了广告瞄准的靶子，由党派收购或者通过各种非常昂贵的媒体操作来抢购他们的选票 ( 这导致我们民主分子的腐败)。面对着强大的市场和遥不可及的技术官僚，我们人民的主权转变成了虔诚的空洞口号，而我们议会的决定实力不断流失。真正的决策是在别的地方决定的，而我们甚至不太清楚谁是决策者。
第六组通信
赵汀阳：“公民变成客户！”你的妙语令我十分开心，我完全同意你对当今社会的这个洞见。中国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极少数拥有超越的权力的人，绝大多数人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变成了客户，甚至可以说，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其实也正在不可避免地变成客户，这确实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人们对此变化有些不适，但总体来说，大家似乎是“愉快地”变成了客户。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在。
德布雷：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多么困难：如果我忠于我作为少数派反潮流的天职，我就会从舆论的合法生产地，也即媒体的舞台或竞技场上被挤出去，被赶到台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响力；如果我想让那些重要人物听到我的声音，并享受一点点个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舆论的乐队里，变成有名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政治气候预报的奴隶，随机应变，听任新闻热点的摆布，并很快就得忧虑如何捍卫自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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