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阿甘本在本书中试图通过研究修道院制度的典型案例，来考察一种与形式紧密相关的生活，重新构建“形式—生命”（forma-di-vita）这一重要概念。作者首先面对的是规则和生活的关系问题。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指向的，是在教会史上长期占核心地位的仪式，“礼仪与规则”便成为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而以圣方济各为代表人物的12—13世纪的宗教运动，则对中世纪以来的教会传统提出新的挑战；方济各派不再从教义和教规的角度，而是在生活层面上来界定他们的经验。由此，对“至高的清贫”和“使用”概念的重新发现与探讨，构成本书的精彩终章，也开启了新的论题。本书由意大利语资深译者邱捷从意大利文原著译出，并做了必要的注释。
◎ 编辑推荐
如何构想一种形式—生命，一种永远不会沦为占有的对身体和世界的使用？如何才能把生命当作一种永远没有所有权而只是共同使用的东西？
规则，如果完全混同于生活，那么，什么是规则？ 生活如果无法区别于规则，那么，什么是人的生活？
这就是从帕科缪到圣方济各的西方修道主义令人着迷却已绝迹的现象，而阿甘本的这本书正是通过对它热忱的重新解读，尝试回答上面的问题。如果说这本书在计时与规则、苦行技巧与礼拜仪式等细节中重塑了修道士的生活，阿甘本的论点则重在说明，修道主义的真正创新并不是混淆生活与规则，而是发现了一个新维度，在这个维度中，也许是第一次，那样的“生活”自主地肯定了自己，“绝对清贫”与“使用”的主张已经向“法律”发起了挑战。
当西方历史上所有的生命形式纷纷式微，是“至高的清贫”的“形式—生命”，连同物的使用，揭开了新篇章。
◎ 推荐语
阿甘本展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在西方传统的角落发现持久的意义，同时公正地对待它们的历史性。
——布莱恩•汉密尔顿，《现代神学》
阿甘本知道文学、语言和任何深度理解所需的细微差别。这本书不是为修道院和修士精神或神学滋养而写的，它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而写的，关注当前规则的消耗性以及规则对生活的影响。
——尤金•亨塞尔，《美国本笃会评论》
《至高的清贫》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视角，通过它来审视现代性、其前身及其在全球重新想象的未来。对人类学家来说，特别突出的是这本书对实践理论的关注，以及关于生命不完全由资本和制度的逻辑所定义的重要理论。
——Kerry Chance，《人类学•南部非洲》
阿甘本的这部作品是一本发人深省、文笔严谨的著作。对于修道院制度方面的学者来说，《至高的清贫》以富有成效的新视角呈现旧文本；对于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来说，它将提出新的方法和工具，并可以运用到不同的研究领域。
——约书亚•坎贝尔，《中世纪君主研究杂志》
就像阿甘本的许多作品一样，《至高的清贫》将历史、哲学和文学论述与令人印象深刻的技巧相结合。阿甘本的书通过并置、类比和理论想象的行为激发了人们的洞察力。
——布莱恩•布里特，《宗教杂志》
◎ 精彩书摘
前 言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厘清修道主义的典型案例，尝试构建一种“形式—生命”，这种“生命”与它的“形式”是如此休戚相关，以至于两者密不可分。正因为从这样的角度切入，研究工作首先面对的就是规则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它定义了修道士们为了实现理想即共同的生命形式所依赖的机制。严格繁复的戒律和苦行技巧，回廊、计时学、孤独中的诱惑、合唱礼、同修兄弟的劝诫或上司的严惩酷罚，为了从罪恶与尘世中获得救赎，修道院用它们构成自己“有规律的生活”；而我们要探究的，并非或并不仅仅是这些，我们首先必须弄明白的，是由此而生成在“规则”和“生活”两个术语之间的辩证法。事实上，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此紧密又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两者之间，以至于有时候它在现代学者的眼中融化为一种完美的同一性：“生活即规则”（vita vel regula），这是《教父规则》（Regola dei Padri）绪论中的说法；又比如，方济会在他们的《无戳规则》中说：“这就是小兄弟会修士的规则和生命……”（haec est regula et vita fratrum minorum…）在这里，人们不必纠结连词“即”（vel）与“和”（et）是否造成了语义上的含糊不清，倒是可以把修道院视为力场，看着它被两股相逆又相交缠的力量贯穿，而在这对力量的相互张力作用中，某种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一种“形式—生命”，固执地靠近了它的实现，却又以同样的固执而落空。修道主义所创新的，既不是生活与规范的混淆，也不是事实与权利关系的新蜕变，而是对某种生命境界的识别，它不曾被人思考，在今天它或许令人不可想象，然而，它就是“生活即规则”（vita vel regula）、“规则和生命”（regula et vita）、“生活的方式”（forma vivendi）、“生命的格式”（format vitae）等词组为了它的命名而绞尽脑汁的东西。在这些词组的表达中，为了成为导向第三含义的信号，“规则”和“生活”丧失了它们原本为人们所熟悉的意义，而那第三含义，恰恰是有待我们揭晓的谜底。
可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一样东西似乎阻碍了第三含义的浮现，也阻碍了大家对它的理解，这个障碍并不在于坚持了什么环节，比如誓愿、宣告等现代人心目中具备司法意义的部署，而是教会史上的一种绝对核心现象——圣餐礼仪，它对现代人来说是隐晦难懂的。至于修道士面对的巨大诱惑，不是15世纪的绘画惯于表达在半裸女性形象中的东西，也不是在画中纠缠隐修圣人安东尼的奇形怪状的妖魔；那是一种渴望，渴望将自己的生活打造成礼拜仪式的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不可间断。于是，这项最初提出通过分析修道制度来定义“形式—生命”的研究，不得不为一份无法预见的、至少表面误导和不相干的功课而努力，它是一种针对礼仪职务的考古，相关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单本书另行出版，题为《上帝的工作：礼仪职责考古学》（Opus Dei. Archeologia dell’ufficio）。
这种范式，既是本体论的又是实践的，它交织了存在与行动、神性与人性，也是教会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从未停止塑造和表达的，从早期没有太多确切规定的《使徒宪章》（Costituzioni apostoliche），到13世纪的纪尧姆•杜兰德精心构思下的《礼仪原理论》（Rationale divinorum officiorum），到1947年措辞严谨的教皇通谕《上帝的调解人》（Mediator Dei）。然而，只有对这种范式完成初步的定义，我们才有可能实际地理解“形式—生命”所涉及的咫尺而又遥远的经验。
对于修道士的生活方式，如果只能从刻苦比对礼仪范式中获取理解，那么，研究工作中的关键实验就不能不投入对12、13世纪的宗教运动的分析中，而方济各主义正是这些运动走向登峰造极的代表。宗教运动的主要实践不再停留在教义和法律的层面，而是走进了生活本身，从这个角度看，宗教运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代表修道制度已经来到决定性的历史节点，修道主义的长、短、胜、负，都在这一刻达到了张力的极限。
为此，本书将针对方济各和方济各派理论家们有关“清贫”以及“使用”的启示作出诠释，并且以此作为行文的收尾。关于诠释，一类是早期的传说和大量的圣徒文学，经它们粉饰出来的，不是过于人性的疯子、傻子的面具，就是非人性的新基督的面具，它们共同掩盖了“清贫”以及“使用”的理论；另一类则如《圣经》或法律文本的注释，关注事实而非事实附带或包含的理论意义，它们将方济会的信息局限在法律史和教会史的学科范畴。无论在哪一类诠释中，至今尚未触及的东西或许才是方济会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如同无法拖延的任务，西方世界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来与它对峙：如何思考一种“形式—生命”，一种完全脱离了法律掌控的人类生活，一种永远不会成为占有的对身体和世界的使用。也就是说：想一想生命，它永远不是所有权的受让，而是一种共同的使用。
至于这样的任务，需要详细制作一套“使用”的理论，它缺失于西方哲学体系，连最基本的原理都不存在，而从这一理论出发，还需要对那个“操作”和“政府”的本体进行批判，这样的本体，在各种伪装之下，还在继续决定着人类的命运。这份功课，就让我们留给《牲人》的最后一卷去展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