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作为德国20世纪举足轻重的两位大思想家，本雅明和阿多诺之间的友谊一直被学界津津乐道。本书收录了两人留存至今的全部121封信件，并附有详细注释。这些书信记录了两人非同寻常的深挚友谊和思想碰撞，从侧面描绘了一幅动荡时代的历史画卷，见证了犹太知识分子在黑暗历史时期的悲惨遭遇。
阿多诺比本雅明小11岁，初遇本雅明便被其独特思想所吸引，并一直受其影响。纳粹上台后，本雅明逃亡到巴黎，在那里艰难继续着他的写作和拱廊街研究计划；阿多诺先是到牛津莫顿学院，后来追随霍克海默到了美国，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骨干。
阿多诺不仅在经济上和实际事务上，更从精神上始终支持着本雅明；两人在思想上形成一种同盟，相互信任，彼此激发，这些都反映在1928—1940年间的通信里。这些信件也为理解本雅明后期著作，特别是他未完成的拱廊街计划以及在阿多诺批评建议下成稿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手材料。
◎ 编辑推荐
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前后，阿多诺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本雅明逃出欧洲，遗憾的是最终没有成功。本雅明背着自己的手稿翻越比利牛斯山后陷入绝境，他1940年9月的绝笔信为这段书信维系的伟大友谊画上了句号。这句号带给阿多诺的伤痛可想而知，也撕裂了后世无数读者的心。
书信作为一种书写形式，充溢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个体与时代的辩证性。阿多诺曾称本雅明是一位伟大的、狂热的写信人。在打字机已广泛使用的时代，本雅明仍终生保持手写信件的习惯。他视书信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文体，本身就具有无可比拟的认知价值。
作为年长者和导师，本雅明是命途多舛、更需帮助的那一个。他总是那么落魄、谦恭、含蓄和犹豫不决。思想成熟后的阿多诺则显得咄咄逼人，他判决、参与着本雅明的写作，也将本雅明的思想融入自己的写作中。关于两人迥异的性格和彼此的交往，有赞颂，也有争议。也许最接近真实的答案，就藏在这121封幸存下来的信件里。
荒谬的时代里，没有正确的生活。
——西奥多•阿多诺
从本雅明自己对书信的态度出发，他与阿多诺的通信不能被单纯理解为其主要著作的“副文本”。这些通信更是二人思想结晶和碰撞的中心，是他们反思与对话的首要场所。
——刘楠楠，本书译者
◎ 精彩书摘
5 本雅明致阿多诺
1931年 7月 17日
柏林，Wilmersdorf，Prinzregenten大街 66号
亲爱的维森贡德先生：
我从南法回来以后，终于有机会坐下来给您写信。这封信的前提是：我一口气读完并认真研究了您的就职演讲稿。我已经跟布洛赫聊过了，他还把您写给他的信给我看了。对我而言，毫无疑问，这篇文章整体上是成功的；它的精练恰恰有力地体现了我们这个小圈子的基本思想；这篇文章在各方面都颇有水准，正如阿波利奈尔所说的那样，是个“里程碑”。布洛赫认为这里涉及的思想与唯物主义的关联有些牵强，我觉得他说的虽然对，但是在思辨的前提下，它却又是充分合理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不被条条框框地套用，而是被用来思考——或者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被用来努力奋斗——的地方或许是经得住检验的。我认为他关于您对维也纳学派的分析的意见似乎更有说服力。您在这里表达出来的无懈可击和委婉巧妙，我想我是懂的。但是从这儿能走多远就很难预料了。而您对现象学发展的分析则更显得无可厚非；您对海德格尔关于死亡功能的阐释是关键。另外，您的那种方式与其说是外交态度，毋宁说是细腻深远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展现出的权威姿态，简言之，您用这种方式在某些地方成功避开针锋相对的学院派哲学传统的那种自信，特别触动我。
现在谈谈布洛赫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提我的名字。我个人对此并不曾敏感——希望也没有冒犯到您的任何感受；但在认真研读完您的文章以后，其重要性让我觉得有必要澄清版权这种我平时不想提的问题：我想撤回我在法兰克福说的话。能够明确体现您对学院派哲学立场的那句话是：
科学的任务不是探索隐匿的和存在的现实意图，而是阐释无意图的现实，其方法是借助对孤立的现实元素的形象和意象建构，以消解科学的任务这个问题。
这句话我愿意署我的名字。可是要写这句话，就不能不提“巴洛克”这本书的导论，我在那里已经表达了这一——显然的，从相对和谦逊的意义上来讲的——新思想。就我而言，我肯定会提“巴洛克”这本书。毋庸赘言：假如我是您，更不会不提它。
请您从这里读出您的重要演讲所唤起我的极大兴趣。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始终保持这种纯粹的哲学同盟关系。有个请求不知该不该讲：如果这篇演讲稿将来要出版，而且您打算——如您暗示的那样——援引我的话，还烦请事先通知我一下。我愉快地读完了《无歌之言》，第四段和结尾两段格外出彩。万分感谢您寄来的烟草袋！一如既往的诚挚问候！
您的
瓦尔特•本雅明
33 阿多诺致本雅明
1935年6月5日牛津，莫顿学院
亲爱的本雅明先生：
我能向您提个请求吗？您手稿的宽页边如此诱人，让我很想用铅笔去作旁注，如果您允许我这样做的话，会让我对《拱廊街提纲》（我还是习惯用以前的名字）的回应，不管从材料上还是从时间上省很多事。我自然知道铅笔旁注可以擦掉，但是在得到您的同意之前，我还是不敢妄为。
另外，在仔细阅读了提纲以后，我可以告诉您：我完全消除了之前关于研究所的顾虑。我相信，研究所可以——不，应该——接受整篇论文；它有权利在研究所出版，至少比弗朗兹•博克瑙 1的论文更有权出版；您不需要向研究所妥协，反之研究所亦如此。如果霍克海默在某些地方强调具体到社会问题上，那么它肯定对我们都有好处。首先是商品这个范畴，它在提纲里（其实在我的《克尔恺郭尔》中也如此）过于概括，所以无法揭示其19世纪的特殊性；而且，仅从科技的角度，即从“工业制造”的角度阐述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追问其经济功能，即前期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作为狭义上的现代——的市场规律。另外一个概念当然是“集体意识”。但是对这一概念的探讨将会把我们引向核心问题的讨论，鉴于研究对象的巨大难点和它所承载的责任，我不想在此轻率地评头论足，而只想冒昧地发表以下意见：马克思主义对这样一种非辩证的集体意识结构——不融合阶级因素的集体意识——的反对，也许与另外一点重合，即它要求辩证意象既不被置于意识的领域，也不被置于无意识的领域。但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的是，这里实证的准确性始终都要涵盖阐释的精准。——我这就给霍克海默写信，要求他们接受整篇论文，当然还有对论文的资助。
鉴于拱廊街计划对我的重要性，任何赞美之词都是对它的亵渎。但我在这里还是忍不住挑选出最打动我的几点来谈谈。首先是“新奇理论”和您对这一范畴深远影响力的洞见，您把它与寓言作对照是完全正确的（至于17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正是《巴洛克》与《拱廊街》的关联所在——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另外还有对拜物教的讨论，它让我重新意识到，虽然我们分别两年，但仍旧心有灵犀。因为我大概三个月前刚给霍克海默写过一封长信，最近又跟布洛克谈过，我跟他们说，与弗洛姆和赖希不同，我认为社会与心理学的真正“中介”不在于家庭，而是在商品特征即恋物癖这里，商品拜物教才是物化的真正呼应。另外，可能您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您在这点上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十分吻合——他那里肯定有关于指甲和头发的讨论。您一定要把弗洛伊德和那个非常知名的费伦齐写的关于肛门性格和肛门问题的所有文章都找来读一下。——另一个类似的巧合是城市向农村转化的理论，我以前没读到过您这方面的讨论。您不知道，这一理论恰好是我在一篇评论莫泊桑的未完成的文章里提出的中心论题（如果我现在能找到材料，一定会把相应的段落全部拿出来与您分享）。我在那里把城市视为狩猎场，猎人这个概念在我的讨论中是关键（比如关于制服的理论：所有猎人看起来都一样）。另外，莫泊桑有一则短篇讲的尽管不是周日狩猎，但却是与之相关的周日骑马，这在树林的背景下同样也呈现出“辩证意象”。我想再次向您着重强调一下莫泊桑，他的小说《夜晚，一个噩梦》，完全可以与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辩证呼应。渴望您的解读。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飞机的发明终结了19世纪。也许我很快就有这方面的东西给您看。——您应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要求取消城乡差别。
今天的结尾——它是序曲而不是赋格曲的尾声——附上一则我以前的笔记：“刚发生的过去仿佛被灾难毁灭了。”
真挚的友谊与感激之情！
您的
泰迪•维森贡德
59 本雅明致阿多诺
1936年10月19日巴黎
亲爱的泰迪：
十分感谢您的来信。最让我高兴的是，它唤起了我对巴黎时光的共鸣。我们在巴黎的日子让蓄势厚积得到了全面开拓。尽管分离似乎不仅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思想碰撞，更让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受到了猜疑，但巴黎的日子又让我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认可，这于我而言无比宝贵。
那就期待不久再见吧！
您信中告知的意外情况虽然令人不悦，但我从中却也看到了一丝好处，它或许能促使您迁居巴黎。就我所知，无论您和您父母的身世如何，定居法国三年是入籍的必要前提。不管怎样，我已经拜托布里尔去打听此事了，他还会去查明您提出的其他问题。他一通知我，我就立刻给您去信。
总体而言，现在的入籍程序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情况也许会随政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您越快申请越好。
科洛索夫斯基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试译稿，从内容上讲我相当满意，阿隆认为语言方面也无可挑剔。在这两方面它均比戈德贝克的试译优秀。从戈德贝克那里我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我13号向霍克海默非常详细地汇报了翻译问题的进展（正如我们约定的那样），之后的17号我又给他去了一封信，推荐科洛索夫斯基为翻译。与此同时，科洛索夫斯基自己也会跟他联系。
非常感谢您还记得我的各种问题和愿望。我现在想多加一条——是个愿望：您下次给克热内克写信的时候，能不能跟他提一下《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这本书的手稿目前在弗朗兹•格吕克博士那里：维也纳 III，Landstraßer Hauptstraße 140。
我从费莉西塔斯那里收到了“精灵诗”，您正确地评估了它之于我的关系。我向费莉西塔斯细述了我们在巴黎的时光。自从上次聚会以来我就再也没见过克拉考尔。最后祝您写作顺利！诚挚的问候！
您的瓦尔特
62 阿多诺致本雅明
1936年11月7日
牛津
亲爱的瓦尔特：
您的来信让我深感担忧，您在巴黎跟我聊过此事，所以我没有特别惊讶。如果我提醒您两件事，请不要以为我在越界干涉：首先，即使斯特凡患的是神经症，仍大可不必绝望。这种精神疾病在斯特凡这个年纪经常中断——这也赋予了该疾病现有的名字，之后便会完全消失。然后，我想您便可以理所当然地找一位心理分析医师为他医治，而不是精神病科大夫。另外，我还强烈建议他去彻底检查一下身体，特别是找荷尔蒙研究专家或者内分泌科大夫看看。因为性发育过程中的残留分泌物经常会引起类似神经症的病征，通过手术干预甚至能完全医治好，我就知道这样一个病例。在进行精神医治的同时，千万别忽视了身体方面的检查。
收到您寄来的《德意志人》我的确非常开心。一收到书，我当晚就迫不及待地从头读到了尾。我发现，书中呈现出来的悲哀，与《柏林童年》中的出奇接近——后者的创作时间应该跟书信集的筛选与导论大概一致吧。如果说《柏林童年》重塑了一种被自身阶层掩盖且尚未被其他阶层揭示的生活意象，那么同样，您投向书信集的目光则重现了这一遮掩的过程本身，作为一种客观进程，“童年”是其主观见证。换言之，市民阶层的没落通过书信形式的衰落得到了展现：在凯勒与奥韦尔贝克的书信中，所指阶层确实已经被掩盖了，而它背离作为交流方式的书信形式的姿态，同时也是其自暴自弃的姿态。如果我告诉您，科伦布施那封信（和它大量的补遗），以及歌德致塞贝克那封（和您伟大的评论），是在读第一遍时最令我激动的两篇，您应该不会感到吃惊，正如我毫不惊讶，您从《拉威尔》一文中发现的那句话，正是我把它送给您的初衷。——关于歌德评论，我只想说一点：您读过我三年前写的、尚未发表的晚期贝多芬短评吗？（这篇评论终于快在布拉格发表了。）不可思议的是，我在这篇文章中关于抽象与具体相互交织的某些表述，也同样出现在您的评论中。克热内克好像有这篇文章的样本（我很看重这篇文章，所以与考利什讨论过以后，我又做了大量改动），他肯定会跟您分享的。
……
您忠诚的
泰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