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简介：

本书作者关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论集。以胡适、钱穆、陈寅恪等20世纪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为中心，探讨在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深刻现代危机中，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承担者是如何自觉地在矛盾中奋力前行，在蜕变中进行现代转化，在吸收其他文化精粹的同时担当起民族文化熔铸的历史使命。

目录：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1990年)

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1995年)-《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自序

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1979年)

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1988年)

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1999年)-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严复与中国古典文化(1999年)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3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附:《中国哲学史大纳》与史学革命(1980年)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2004年)

陈寅格《论再生缘》书后(1958年)

陈寅格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1982年)

陈寅格与儒学实践(1996年)

试述陈寅格的史学三变(1997年)

犹记风吹水上鳞(1990年)-敬悼钱宾四师

一生为故国招魂(1990年)-敬悼钱宾四师

钱穆与新儒家(1991年)

附:寿钱宾四师九十(1985年)

越过文化认同的危机(1994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序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摘录：

自17、18世纪以来，西方的“东方学家”对古典中国是公布扬远过于贬斥。由于启蒙时代的西方作家对中国描写得太美好，以致造成研究启蒙运动的专家之间的困惑。其中有人提出一种解释，即当时启蒙思想家为了批判西方文化，故意用中国一种理想来鞭策自己，这就是所谓“打棍子理论”（“beating-stick theory”）：中国是西方人打自己的一根棍子。我们只要一读《中国：欧洲的模范》（louis S.Maverick,China:A Model for Europe,1947）这本书，就可以明白其大概的情形了。这是中国人引用“东方主义”的说辞时首先必须注意的重要事实。 “全盘西化”论者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并不曾想到运用政治暴力来改变中国的文化状态。因为他们有一个牢固的信念：“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胡适，上引文，页555）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笼罩之下，中国知识界接受了两个观念：一、所有社会都依循一定的进化阶段而发展，如神权、君权与民权。二、西方兴旺发达比中国超前至少一个阶段，而且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最完美的方式。（因为完美，故能超前。）受着这两个观念的支配，为中国寻求现代认同的人自然便义无反顾地“师法西方”了。虽然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之间对于如何“师法西方”以及在哪些地方“师法西方”，意见大有出入，但整体而论，他们都认定中国的现代认同以“认同西方”为其主要的部分。国粹派的方式是以现代西方的基本价值早已在古代中国出现（所谓“西已有之”）；孙中山的方式早期是“迎头赶上”西方，晚年则改为“以俄为师”（孙以1917后的俄国代表了新的西方）；胡适的“西化”以美国为范式；毛泽东“向西方寻找真理”则归宿于““反西方的西化”。总之，“西方”永远是中国现代认同的核心部分；比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不承认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能在民族的认同中发挥什么积极的作用。这种种甚至在抗日战争期间也...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目录：

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1990年)
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1995年)－《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自序
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1979年)
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1988年)
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1999年)－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
嚴復與中國古典文化(1999年)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83年)－《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
附：《中國哲學史大納》與史學革命(1980年)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2004年)
陳寅格《論再生緣》書後(1958年)
陳寅格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1982年)
陳寅格與儒學實踐(1996年)
試述陳寅格的史學三變(1997年)
猶記風吹水上鱗(1990年)－敬悼錢賓四師
一生為故國招魂(1990年)－敬悼錢賓四師
錢穆與新儒家(1991年)
附：壽錢賓四師九十(1985年)
越過文化認同的危機(1994年)－《錢穆與中國文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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