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中译除1842/43年的“启示哲学导论”外，还加入了另外三个文本，即1839年的“对肯定哲学本原的另一种演绎”，1841年的“柏林首讲”和1850年的“论永恒真理的源泉”，这四个文本共同构成了一个进入“启示哲学”，或者说谢林晚期哲学的“大导论”。其中“柏林首讲”奠 定了谢林晚期哲学的基调，同时表明了他最终的关切。本卷中1842/43“全集版”的“启示哲学导论”则是谢林对“启示哲学”专门做的第二个导论，第一个导论是1832年慕尼黑的“肯定哲学奠基”。本卷中导论的论说策略是，通过批判从康德以来整个德国唯心论的思想进程，来论证“否定哲学(negative Philosophie)”和“肯定哲学(positive Philosophie)”之区分的急迫性，并论证从这一区分向“启示哲学”过渡的必要性。“肯定哲学”的任务是颠覆形而上学始于巴门尼德、在近代哲学中达至巅峰的“思有同一”传统，要求从作为“先行于一切思想的不可预思之在(das unvordenkliche Sein)”出发，重新建立存在与思想的“历史性的、现实的同一”，进而超越形而上学传统的思辨同一性，因此谢林也就把自己一直以来所构想的“同一哲学”提升为了一种历史性的实践哲学，进而终结了近代哲学并为现代哲学开辟了道路。“对肯定哲学本原的另一种演绎”和“论永恒真理的源泉”是对这一处理方式的进一步呈现，特别是前一个文本，极受当代新实在论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