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底提出的生命权力问题的基础上,福柯打算研究在18世纪采用的这种新的权力技术。这种技术不同于规训机制,其对象是人口,并在了解其具体规则的基础上对人口进行管理。安全技术与以“放任自流”原则为治理合理性的自由主义密不可分。
福柯的分析表明了治理概念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从第四节课开始,福柯选择把自己的问题域转到治理史的框架下。这是一场理论政变,它突然改变了课程的前景:不再是关于安全部署的历史,而是关于西方现代国家的谱系,后者通过各种程序实行对人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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