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先生受教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主要在先秦两汉史学、清代及近代学术史、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耕耘，《陈其泰史学萃编》是他三十余年勤勤恳恳治学的结晶。
《陈其泰史学萃编》全书共九卷，约300万字，包括《学术史沉思录》《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全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大创新：
一、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中国古代史学高度发达，但以往对史家、史著的研究，却容易局限于单学科的范围之内。陈其泰先生跳出这种窠臼，认识到历史学的发展与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多向性的联系，将“史学”与“文化”作互动考察，通过更加准确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就，增加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丰富蕴涵的了解。《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学术史沉思录》等书，对于《史记》《汉书》《史通》《文史通义》，以及《春秋》《左传》《日知录》，乾嘉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及龚自珍、魏源、崔述等名著、名家，提出了新的看法，做出了新的阐释。
二、对“经”与“史”作贯通考察，拓展史学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成果。陈其泰先生认为，晚清公羊学说的展开，与清朝统治危机相激荡，又与新思想的传播相伴随、相呼应。20世纪初，公羊学说在政治上的作用随着变法失败而告终结，但在思想文化层面，它却成为中国学者接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思想基础，并且是五四前后兴起的“古史辨”派学术源头之一。《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对于深化先秦、西汉史学的研究和清代、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阐发其理论意义，高度珍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遗产。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有集中展现。“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以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及在此前后出版的新型学术史和通史著作为标志。近代史学是发扬传统学术的精华与接受西方新学理二者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文化悠久的优良传统的滋养，又适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对话、切磋和启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献重见天日，凭借这些难得的时代机遇，20世纪中国史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丰厚，形成了“三大干流”：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新史学流派。陈其泰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流变和发展的评价尤为精到。他指出，这些年有的人由于痛恨教条主义，而不恰当地将之与提倡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十七年”中一度教条主义泛滥，其原因甚为复杂。不过“十七年”史学虽经历了严重曲折，仍取得许多重大的成绩。进入新时期以后，教条主义恶劣学风受到彻底清算，而实事求是、坚持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优良学风则更加显示出其蓬蓬勃勃的活力。
四、认识到历史编纂学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重大意义。陈其泰先生认为，传统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创造力，每一种体裁都有成功之作，其成功包含着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高明的治史方法，合理、严密的编纂技巧，这些具有宝贵价值的内涵都承载在历史编纂的成果之中。历史编纂学既是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同时，它又是推进研究史学发展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方面。他认为，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编纂学，可以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拓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为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陈其泰史学萃编》是对时代需要的回应。陈其泰先生的著作通过更加准确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就，增加了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丰富蕴涵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伟大创造力。陈其泰先生满腔热忱，对民族和国家的赤子之心字里行间可见，这种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优秀士人精神的薪火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