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简介：

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与江南。满洲皇帝及扈从，深入帝国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区，上演了一场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政治剧。

本书主要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无可争议的中心，它还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清廷如何才能在这一地区建构权威，合法进行统治？盛清时期清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又是什么？本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盛清统治得以建构以及各种人物竞争于其间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南巡在18世纪清朝统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马背上的朝廷》摘录：

乾隆皇帝不仅想向非汉族的部落首领炫耀江南的繁华，而且也向他的方臣民展现他在内亚军事统治的切实证据。皇帝所编排的内亚人土和汉族精英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见面，意在提醒双方，他们只是个幅员更为辽阔、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帝国不是任一特定疆域所构成，而是由一个移动满洲朝廷的军事力量和美德所建立。这正是民族一王朝主权的意义所在。对于我们立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南巡期间，内亚陪臣现身江南，给学者及商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人来自塞外极远的被征服地区，表明了朝廷对他们的胜利与统二。更直白地讲，清朝当权者在南巡期间所要表达的，既有军事的又有民族的意义。

《马背上的朝廷》目录：

致谢
绪论
家产—官僚制帝国:前近代国家形成的一种模式
嵌入了民族意义(意识形态)的家产制
清民族—王朝国家的系谱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形成
第一章 巡幸的历史与多重意义
上古的出巡、狩猎与战争
战国时期巡狩的“开化”
作为君主—官僚间紧张关系突出表现的巡狩
帝制官僚与对巡幸的贬斥
帝制联盟与执着于季节性迁移
明朝的巡幸
结论
第二章 “法祖”：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则（1680年代和1740年代）
进谏与因应之一：康熙皇帝最初的南巡（1668—1671）
康熙皇帝恢复巡幸（1680年代）：经典模式？
乾隆皇帝恢复巡幸（1740年代）：家族的传奇故事
进谏与因应之二：汉御史的抗议（1758年12月）
乾隆皇帝评论妥帖睦尔（1767年）：历史的回响
结论
第三章 将朝廷置于马上：移动朝廷的后勤与政治
皇帝的扈从与巡幸路线
安排驻跸事宜：一种旗务
作为武力象征的营帐
以战争规模动员各省
应对大众的南巡认识
结论
第四章 安不忘危与帝国政治：战争、巡幸、武备
乾隆皇帝推崇军事价值（1785年）
忧惧八旗衰落（1670年代—1730年代）
乾隆初年的军事危机（1730年代—1740年代）
作为满洲人尚武习惯的巡幸
领导层危机与八旗持续衰败（1750年代）
南巡与准噶尔问题（1750年代）
帝国与南巡中的耀武扬威（1762年）
结论
第五章 “还淳返朴”：南巡与商业化时代精英内部竞争
培植商业财富
乾隆皇帝抑制奢靡的话语
士人的焦虑与皇帝话语的“为我所用”
结论
第六章 南巡的文化包容：推崇诗歌与迎合汉学
召试
推崇诗画以笼络精英
苏州的文化经纪人沈德潜
苏州紫阳书院与迎合汉学
模棱两可的迎合
结论
第七章 乾隆皇帝巡幸江南的诗歌写作与政治
愉悦在前:皇帝的矛盾态度
精英文化内部的紧张：18世纪对“抒情论”的贬斥
解读乾隆皇帝南巡诗作
初相遇：在江北厘定“江南意”
与金山相遇（一）：引出景致与否认欲望
与金山相遇（二）：调和并抒怀月下长江
日益深入：宣称勤政，拒斥愉悦
正统话语：马上“观民”
结论
第八章 大众认识与民族—王朝政治至上（1765—1785）
乾隆皇帝水利认识的再考察
政治至上（1770年代）
对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蚀（1765—1778）
民族—王朝回应之举：恢复巡幸（1780—1785）
结论
尾声 最后的巡幸（1800—1820）
民族与清统治的历史机制
附录A乾隆南巡的地方备办情况
附录B乾隆南巡全部支出的估算
附录C南巡召试的量化分析
征引文献
索引
附 洞察乾隆：帝王的实践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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