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佩尔（Albert Spe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个建筑师，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先是开始负责纳粹党的建筑设计，做了希特勒的建筑师，成为希特勒的“宫廷近侍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他做到了“第三帝国”的军备部长和生产部长，是“二战”后期纳粹德国大量增产军备的生产负责人。战后他在纽伦堡被判处二十年监禁。施佩尔认罪，在狱中反省了自己追随希特勒的生涯，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深刻的忏悔，并且写了《第三帝国内幕》（Erinnerungen）一书。这部著作对认识纳粹德国和希特勒来说是具有第一手价值的回忆录。
施佩尔描述的希特勒并不是一个恶魔或者疯子，他在施佩尔的笔下有时充满着人情味，对自己的“宫廷侍从”的小圈子很有感情，能够在某些决策会议上服从正确的意见，在失败袭来时会感到悲伤，对于自己的命运也有着悲观的预期。他被各种在他身边争宠的政治集团包围，诸如戈林、希姆莱、纳粹党的大区区长等各种政治力量在他身边勾心斗角。他在国防军的军官团中有时感到自己没有“专业”地位。正如施佩尔用一个词形容的那样，他在许多方面只是个“业余专家”，比如军事指挥或艺术鉴赏方面。但是，他的至高无上的“元首”地位又要求他保持他无所不知的“专家”形象。这就造成了施佩尔所说的一种戏剧性场面，即希特勒常常是不顾他的参谋部的军事专家的意见而在地图上把各个师调来调去，直接指挥前线的军事行动。他在这方面有自负，但是一个由“业余行家”指挥而专家意见不被重视的军事统帅部，是不可能打赢德国那样的两线作战的现代战争的。
《第三帝国内幕》一书的英译者把施佩尔称为可能是希特勒政权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希特勒也曾经对秘书说过，“施佩尔仍然是他们（指他的幕僚们）中最优秀的一个”。从这部回忆录所达到的思想水准来看，他们的评价不虚。施佩尔在1945年上半年德国战败的最后几个月中为维护德国的工业、交通和通讯不被希特勒的焦土政策破坏、为保护德国的“民族生存的基础”而作出的努力，体现了对于德国人民的责任感。他对于纳粹统治集团的“集体罪责”的承担、对于纽伦堡审判的意义的阐发、对于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统治及文明前景的反思，既体现出一定的勇气，也显示出一定的思想才华。就这部书达到的思想水平而言，它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施佩尔谈到了纽伦堡审判对于重建西方文明的主要原则和国际法准则的重要意义，也谈到了在现代科技条件和传播手段下，因为统治大规模人群的思想变得轻而易举，因此保持个人的独立自由才显得尤其重要。他深知清算纳粹政权对于德国人民的自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决定把希特勒政权的真实面目告诉世人，不仅在纽伦堡的法庭上认罪，而且在回忆录中忏悔。为了粉碎德国人民对于希特勒政权的迷信，他在书中严厉谴责了希特勒意图毁灭德国“民族生存基础”的“焦土抗战”政策。不仅如此，他曾经当面顶撞希特勒，告诉他战争“已经失败”，继续毫无意义的破坏只是会增加德国人民的苦难，毁灭他们战后重建的物质基础。他以自己的最近距离的观察清楚地告诉德国人民，希特勒这个自称代表德国民族的统治者在最后的时刻考虑到的不是德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不顾一切的把这场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战争进行下去，哪怕他的“焦土”抗战会把德国变得“回到中世纪”。他在书中清楚地总结说，只有认清希特勒政权的本质，德国人民才能真正走上民族自新和民族复兴的道路。
施佩尔对于希特勒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作为希特勒发现和栽培的建筑师、帝国军备和生产部长，作为希特勒政权的核心要员，作为希特勒的宫廷侍从的小圈子里的常客，他对于希特勒有感恩、效忠和迷恋的心理。他自称如果希特勒算是有朋友的话，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从他与希特勒的交往过程来看，这是准确的。作为一个朋友，施佩尔在有些时候对希特勒的描写是充满感情的，比如他在最后见到希特勒时的情景，他离开希特勒时的满腹凄凉，以及在得知希特勒死讯后面对着希特勒照片的痛哭。这些富于人性的描写部分，不仅使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的施佩尔，也使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希特勒。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实的工业生产的组织者和意欲保全“民族生存基础”的“爱国者”（如果施佩尔愿意使用这一词的话），他又清楚地看到了希特勒在面临失败时的垂死挣扎会给德国民族带来的灾难，因此起意要刺杀他。仅仅因为偶然的原因，阻止了他去实施计划中的刺杀行动。显然，如果说在极权政治中不可能存在统治者间的友谊是条通则的话，施佩尔与希特勒的关系多少还是表明，也许在政治规则中总是可能存在一些例外。
与海德格尔、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从理论上对现代社会中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相比，施佩尔的这种反思和告诫，因为他亲身参与了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罪行，而显得更为更为沉痛、更为发人深省。
希特勒于1945年4月30日自杀。施佩尔当时在弗伦斯堡邓尼茨的海军基地等待战败和被俘。作为希特勒钦定的继承人，邓尼茨政府主持了与盟军的投降事宜，而后前纳粹统治集团的主要官员在纽伦堡受到审判。施佩尔被控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他认罪，并在施潘道监狱服刑二十年。他在狱中写下了回忆录中的一部分，1966年出狱后，他借助档案资料及其他书籍、资料完成了这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