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为《扬子江今天仍在奔流》，一九六O年九月，由日本《文艺春秋》新社出版。
作者犬养健，是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第三个儿子，生于一八九六年七月，死于一九六O年八月二十八日。从一九三O年起，犬养健一直任日本众议院议员，不久进入交通省任参事官。一九四O年三月三十日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日本派前首相阿部信行为驻南京汪伪政权“特派大使。”犬养健作为阿部的随员常驻南京。一九四一年十月，日本发生索尔格——尾崎秀实间谍案，犬养健涉嫌被捕，后经保释出狱。日本投降后，犬养健先后出任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法务大臣、警察厅国务大臣以及代理外务大臣等。
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及其助手伊藤芳男，在该社总裁松冈洋右的支持下，在上海设立机关，专门从事对国民党内以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亲日派的诱降活动。同年二月，西义显诱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秘密前往东京，与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秘密会见，探询日本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同年七月，又诱使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秘密往东京。日本参与这一诱降活动的除西义显及伊藤芳男外，还有松本重治和犬养健。松本重治时任日本同盟通讯杜上海支局局长及华南支局局长，是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智囊团成员之一和驻华私人代表。高宗武到东京时，犬养健经松本重治的介绍而与高宗武密谈中日问题，由此成为日本对汪精卫诱降的重要人物之一。
一九三九年三月，远往河内的汪精卫在曾仲鸣被刺后，乞求日本保护往安全地点。日本政府派影佐等人前往“营救”，犬养健也是成员之一。同年五月，汪精卫由河内前往上海，五月三十一日前往东京，与日本政府谈判成立江伪政权的条件时，犬养健亦参与其中。八月，日本政府在上海成立了名为“梅机关”的直辖机构，其任务是主持扶植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全部事务，犬养健是该机关的主要成员。同平十一月一日开始，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就签订日汪“密约”问题，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并于十二月三十日签订了《调整中日新关系协议书》．汪精卫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全部侵略要求，犬养健是日方参与谈判的主要成员。一九四O年三月三十日，汪伪政权成立，同年七月，日本政府驻南京“特派大使”阿部信行与江精卫之间，在南京举行签订所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谈判，犬养健不仅是日方谈判代表，而且还直接担任了汪伪政权的“经济顾问”，一直到他因涉嫌与索尔格——尾崎秀实间谍案有关．被日本政府逮捕时为止。本书记述的是犬养健参与上述活动的若干情况。
一九五九年夏天，犬养健因病疗养。在此期间开始整理当时的笔记，作为本书的基本素材；同时阅读了有关五十余本可供参考的书籍，诸如《近卫文麿》、《西园寺公一与政局》、《灭亡之前》等等，作为补充和验证他的记忆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有关参与诱降汪精卫活动的回忆，首先在《文艺春秋》杂志上连载，然后经过一番修改充实，成书出版。据作者称，他在撰写本书时．曾得到有田八郎、松本重治、今井武夫、松方三郎、久野征纪、太田一郎、清水董三、西义显等人的协助。这些人在当时都是直接指挥或参与诱使江精卫集团投敌和支持汪精卫成立伪政权的当事人。
本书作为当事人的回忆，无疑是我们研究汪精卫投敌及其伪政权的建立这一历史事件的一部重要史料。
作者犬养健，对日本在军人统治下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苛刻的灭华要求是不赞成的。但他并不支持中国人民的武装抵抗，也不制止日军的侵华行动，相反却参与策动汪精卫集团投日，扶植其成立伪政权，进行破坏中国抗战的活动，以达到灭亡中国，实现所谓“和平”的目的。这与武装侵略形式不同，但实际上并无区别，不过是异曲同工罢了。出于作者的这种立场．犬养健在书中所述的不少事实与观点，如对汪精卫集团投敌的“和平运动”的颂扬，把日本对华诱降活动描述成是为了两国的“和平”和“友好”，以及对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董道宁等人的卖国行径的辩护等等，都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至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攻击与污蔑，也是屡见不鲜的。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和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痛苦。中日战争结束已历时四十余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真相，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发展中日两国传统友谊与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本书的翻译与出版，如果能对此作出些许贡献的话，作为译校者，也可以说是如释重负。 书中涉及的两个当事人，高宗武和陶希圣，因他们健在，作者为避免他们遇到麻烦，特意隐去真名，以日本假名的读音康绍武、庄知王代替，为方便读者，本书改以本名高宗武、陶希圣；书中涉及的若干人物及事件，译者也作了简单注释。
由于译校者水平所限，错误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蔡德金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