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天地玄黄》简介:
1948年,中国的社会与政治面临着重大变局,文化生态与文化体制即将迎来深刻的变化,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谁能穿越世事纷纭,看透历史的变数?被郭沫若斥为“粉红色”作家的沈从文,在一封信里透露出了深刻的历史预感:“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本书在参考大量报刊、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等资料的基础上,从具体的历史细节进入1948年的历史现场,广泛涉及文学作品、歌曲、演出、出版、校园文化、文学与政治的互动等等各个方面,通过对朱自清、萧军、胡风、丁玲、赵树理、沈从文等著名文化人个体命运的揭示,探讨了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种种纠葛,对共和国初期文化体制的形态及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本书材料丰富,文字生动,叙述富有张力与内在激情。虽是历史著作,但洋溢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是钱理群先生备受好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了解那段历史,乃至当代共和国史的重要著作。
目录:
一、面对转折——1948年1、2月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冲击波——《人民日报》传出的信息——蒋介石的元旦训词——《文艺先锋》宣布的官方文化政策——《大公报》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信仰
二、南方大出击——1948年3月()
《大众文艺丛刊》与中共对文艺的领导——文学党性原则的明确提出——“我们”文体的新特征 ——以思想斗争(批判)为发展文艺的中心环节——三面出击:郭沫若怒“斥”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代表的“反动文艺”;批判路翎、姚雪垠、骆宾基等作家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对胡风及其朋友的批判与警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警惕与防范——以解放区文艺为样板的“人民文艺”的大力倡导——新的美学原则,文艺创作、批评模式在建立中——对五四与鲁迅的再评价:争取文化领导权与正统地位的自觉努力
三、校园风暴——1948年4、5、6月()
学生运动与校园文化——群众歌曲的革命功能——革命盛大节日里的活报剧演出——漫画:精神原子弹——朗诵诗的政治性、群体性与行动性——狂欢的广场文学(艺术)——大学教师在学潮中——自由主义教授的困境、挣扎与分化——师生共识: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
四、诗人的分化——1948年6、7月()
40年代末的诗歌刊物与流派——前期《诗创造》的兼容并包性——在内外压力中挣扎—— 新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孕育与聚集——《诗创造》的改组与《中国新诗》的创刊——40年代末现代主义诗歌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相通与对立——“中国新诗” 派诗人与七月派诗人的相通与分歧——共同的命运
五、批判萧军——1948年8月(一)()
萧军:永远的精神流浪汉——集权、秩序、规范与独立、反叛、自由之间——萧军与王实味事件——《文化报》与《生活报》的论战——大规模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批判萧军反动思想”的运动——五四启蒙主义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争夺战——知识分子与新政权的关系——言论自由的尺度——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身份的消失——“大批判”思维、文体的开创——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出示黄牌——人们期待中的萧军的反应
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朱自清的“背影”——晚年心境的沉重面——1928年《那里走》的困惑,二十年后再思考——对知识分子边缘位置的正视与“悬空感”——向下层人民寻求支撑点的欲求与害怕失去自己的矛盾——既“调整”又“保持”的文化(学术)选择—— 沟通五四个性主义话语与集体主义革命话语,沟通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雅俗共赏、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文化理想——本不合时宜,却被大用的结局——追悼中的“学者与文人”的朱自清——朱自清转变问题的提出——革命话语对朱自清的改造——革命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结合:毛泽东的盖棺论定
七、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胡风向“明天”扑去——他眼里的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的异质性与挑战性——受伤的狼的突围与出击——以斗争为中心的思维、情感与心态: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同一——自觉地捍卫五四传统:“与无形的封建的中国的斗争”;坚持启蒙主义;反对向 “旧形式”投降——胡风要为他漠视批判者的警告付出代价——胡风与毛泽东心灵的相通——胡风的悲剧:从支持(拥护)出发的对抗——留下的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
八、“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丁玲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命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诞生—— 纳入体制: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计划化——创作主体的变化:首先是党的干部、战士,然后是作家——以党的政策为创作起点与接受终点——文学的真正主人:革命化的“新人(工、农、兵英雄人物)”——把党的意识形态化为作家的艺术思维:阶级斗争的艺术想象逻辑(题材、人物创造、结构等)——用党的革命语言规范一切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周立波)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示范意义与部分背离——独断话语权的文学秩序的建立
九、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部队宣传队(文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独创——泛黄的历史资料所留下的记忆——把毛泽东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推向极致:文艺军事化的新范式——快板诗人与“兵写兵”群众运动——革命话语对民间话语的利用与改造:北方农村的演剧与诗歌创作运动——对农民文化的推崇与对市民文化的拒绝——《斜不压正》:赵树理的“党的立场”与“农民的立场”的统一与矛盾,他的文学命运的戏剧性
十、北方教授的抉择——1948年11月()
沈从文的文学梦想——对五四先驱者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历史定位——《看虹录》:将“抽象的抒情”引入小说叙事的自我突破,却一再受到批判——40年代末以沈从文为中心的,以探索、实验为追求的北方青年作家群,同样被遗忘——沈从文终于“觉悟”:不能随着时代变动而改变自己,只能面对“提前死亡”——“投岩麝退香”:沈从文和他的朋友呼吁“文物保卫”——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左倾,少数人退守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冯至等讨论“如何对待红绿灯的指挥”等问题
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毛泽东三次急电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必须保护文物与知识分子——蒋介石亲自组织“抢救 ”学界知名人士——“危舟将倾”的末世景象,旧秩序再也无法维持——知识者故土难舍,“为伊消得人憔悴”——国民党高压政策为渊驱鱼——走下飞机的仅胡适等人——梁实秋:战乱中的生离死别——枪炮声中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天下愈乱吾心愈治”:无人顾及中的学术坚守——《浦江清日记》里“三不管”地界中的清华园——稀落、仓皇的“南下”与浩荡、有序的“北上”:两股知识分子人流——“我今真解放”:郭沫若一路高歌——卞之琳等远方归来:赤子的虔诚
不算尾声()
叶圣陶终于“远行”,结束游离状态——郑振铎重读《画梦录》——胡风想起小贩挣扎的叫卖声,他没有在香港“净罪” ——路翎写《危楼日记》,为“时代末日”作忠实记录——丁玲作为新中国的女作家在国际舞台亮相,她感到无比自豪——《传家宝》:赵树理仍在关注农村现实中的“问题”;老赵进城的意义与困惑——萧军的消失:又一个“提前死亡”——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游乐会上处处感到“他”的存在——一颗无声的政治炮弹,沈从文的绝望与去不掉的迫害感——“今日复何悔”:胡适、傅斯年凄然对饮吟陶诗——国民党政府“最后的晚餐”——张道藩拜别母墓悄然离开南京——倾听“北方” 的声音: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年表(1946~1953)()
参考文献()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
再版后记()
《1948:天地玄黄》摘录:
“而现在,这样的启蒙传统却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否认“精神的奴役创伤”的存在,将人民、农民纯化、理想化的民粹主义倾向。胡风一语道破实质:“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他指出,那种“只要优美的”人民而不要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人民”的理想,固然纯粹而美好,但“世界上没有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事物,抛弃了阴面,阳面也定要成为乌有,即所谓观念化了的”东西”。而将人民抽象化则是危险的:它容易为所谓“人民的代言人”(类似于上帝的代言人)提供机会,将人民崇拜变为人民的代言人崇拜,在人民的统治的名目下实行代言人专政。因此,胡风及其友人一再强调,一定要使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能“被动地”等待“人民代言人”来解放,这里显然是隐含着某种忧虑的。
《1948:天地玄黄》目录:
楔子
一、面对转折——1948年1、2月
二、南方大出击——1948年3月
三、校园风暴——1948年4、5、6月
四、诗人的分化——1948年6、7月
五、批判萧军——1948年8月(一)
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七、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八、“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九、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十、北方教授的抉择——1948年11月
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不算尾声
年表(1946~1953)
参考文献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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