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天地玄黄》简介：

1948年，中国的社会与政治面临着重大变局，文化生态与文化体制即将迎来深刻的变化，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谁能穿越世事纷纭，看透历史的变数？被郭沫若斥为“粉红色”作家的沈从文，在一封信里透露出了深刻的历史预感：“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本书在参考大量报刊、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等资料的基础上，从具体的历史细节进入1948年的历史现场，广泛涉及文学作品、歌曲、演出、出版、校园文化、文学与政治的互动等等各个方面，通过对朱自清、萧军、胡风、丁玲、赵树理、沈从文等著名文化人个体命运的揭示，探讨了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种种纠葛，对共和国初期文化体制的形态及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本书材料丰富，文字生动，叙述富有张力与内在激情。虽是历史著作，但洋溢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是钱理群先生备受好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了解那段历史，乃至当代共和国史的重要著作。

目录：

一、面对转折——1948年1、2月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冲击波——《人民日报》传出的信息——蒋介石的元旦训词——《文艺先锋》宣布的官方文化政策——《大公报》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信仰

二、南方大出击——1948年3月()

《大众文艺丛刊》与中共对文艺的领导——文学党性原则的明确提出——“我们”文体的新特征 ——以思想斗争（批判）为发展文艺的中心环节——三面出击：郭沫若怒“斥”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代表的“反动文艺”；批判路翎、姚雪垠、骆宾基等作家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对胡风及其朋友的批判与警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警惕与防范——以解放区文艺为样板的“人民文艺”的大力倡导——新的美学原则，文艺创作、批评模式在建立中——对五四与鲁迅的再评价：争取文化领导权与正统地位的自觉努力

三、校园风暴——1948年4、5、6月()

学生运动与校园文化——群众歌曲的革命功能——革命盛大节日里的活报剧演出——漫画：精神原子弹——朗诵诗的政治性、群体性与行动性——狂欢的广场文学（艺术）——大学教师在学潮中——自由主义教授的困境、挣扎与分化——师生共识：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

四、诗人的分化——1948年6、7月()

40年代末的诗歌刊物与流派——前期《诗创造》的兼容并包性——在内外压力中挣扎—— 新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孕育与聚集——《诗创造》的改组与《中国新诗》的创刊——40年代末现代主义诗歌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相通与对立——“中国新诗” 派诗人与七月派诗人的相通与分歧——共同的命运

五、批判萧军——1948年8月（一）()

萧军：永远的精神流浪汉——集权、秩序、规范与独立、反叛、自由之间——萧军与王实味事件——《文化报》与《生活报》的论战——大规模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批判萧军反动思想”的运动——五四启蒙主义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争夺战——知识分子与新政权的关系——言论自由的尺度——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身份的消失——“大批判”思维、文体的开创——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出示黄牌——人们期待中的萧军的反应

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朱自清的“背影”——晚年心境的沉重面——1928年《那里走》的困惑，二十年后再思考——对知识分子边缘位置的正视与“悬空感”——向下层人民寻求支撑点的欲求与害怕失去自己的矛盾——既“调整”又“保持”的文化（学术）选择—— 沟通五四个性主义话语与集体主义革命话语，沟通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雅俗共赏、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文化理想——本不合时宜，却被大用的结局——追悼中的“学者与文人”的朱自清——朱自清转变问题的提出——革命话语对朱自清的改造——革命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结合：毛泽东的盖棺论定

七、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胡风向“明天”扑去——他眼里的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的异质性与挑战性——受伤的狼的突围与出击——以斗争为中心的思维、情感与心态：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同一——自觉地捍卫五四传统：“与无形的封建的中国的斗争”；坚持启蒙主义；反对向 “旧形式”投降——胡风要为他漠视批判者的警告付出代价——胡风与毛泽东心灵的相通——胡风的悲剧：从支持（拥护）出发的对抗——留下的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

八、“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丁玲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命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诞生—— 纳入体制：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计划化——创作主体的变化：首先是党的干部、战士，然后是作家——以党的政策为创作起点与接受终点——文学的真正主人：革命化的“新人（工、农、兵英雄人物）”——把党的意识形态化为作家的艺术思维：阶级斗争的艺术想象逻辑（题材、人物创造、结构等）——用党的革命语言规范一切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周立波）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示范意义与部分背离——独断话语权的文学秩序的建立

九、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部队宣传队（文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独创——泛黄的历史资料所留下的记忆——把毛泽东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推向极致：文艺军事化的新范式——快板诗人与“兵写兵”群众运动——革命话语对民间话语的利用与改造：北方农村的演剧与诗歌创作运动——对农民文化的推崇与对市民文化的拒绝——《斜不压正》：赵树理的“党的立场”与“农民的立场”的统一与矛盾，他的文学命运的戏剧性

十、北方教授的抉择——1948年11月()

沈从文的文学梦想——对五四先驱者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历史定位——《看虹录》：将“抽象的抒情”引入小说叙事的自我突破，却一再受到批判——40年代末以沈从文为中心的，以探索、实验为追求的北方青年作家群，同样被遗忘——沈从文终于“觉悟”：不能随着时代变动而改变自己，只能面对“提前死亡”——“投岩麝退香”：沈从文和他的朋友呼吁“文物保卫”——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左倾，少数人退守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冯至等讨论“如何对待红绿灯的指挥”等问题

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毛泽东三次急电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必须保护文物与知识分子——蒋介石亲自组织“抢救 ”学界知名人士——“危舟将倾”的末世景象，旧秩序再也无法维持——知识者故土难舍，“为伊消得人憔悴”——国民党高压政策为渊驱鱼——走下飞机的仅胡适等人——梁实秋：战乱中的生离死别——枪炮声中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天下愈乱吾心愈治”：无人顾及中的学术坚守——《浦江清日记》里“三不管”地界中的清华园——稀落、仓皇的“南下”与浩荡、有序的“北上”：两股知识分子人流——“我今真解放”：郭沫若一路高歌——卞之琳等远方归来：赤子的虔诚

不算尾声()

叶圣陶终于“远行”，结束游离状态——郑振铎重读《画梦录》——胡风想起小贩挣扎的叫卖声，他没有在香港“净罪” ——路翎写《危楼日记》，为“时代末日”作忠实记录——丁玲作为新中国的女作家在国际舞台亮相，她感到无比自豪——《传家宝》：赵树理仍在关注农村现实中的“问题”；老赵进城的意义与困惑——萧军的消失：又一个“提前死亡”——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游乐会上处处感到“他”的存在——一颗无声的政治炮弹，沈从文的绝望与去不掉的迫害感——“今日复何悔”：胡适、傅斯年凄然对饮吟陶诗——国民党政府“最后的晚餐”——张道藩拜别母墓悄然离开南京——倾听“北方” 的声音：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年表（1946～1953）()

参考文献()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

再版后记()

《1948：天地玄黄》摘录：

“而现在，这样的启蒙传统却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否认“精神的奴役创伤”的存在，将人民、农民纯化、理想化的民粹主义倾向。胡风一语道破实质：“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他指出，那种“只要优美的”人民而不要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人民”的理想，固然纯粹而美好，但“世界上没有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事物，抛弃了阴面，阳面也定要成为乌有，即所谓观念化了的”东西”。而将人民抽象化则是危险的：它容易为所谓“人民的代言人”（类似于上帝的代言人）提供机会，将人民崇拜变为人民的代言人崇拜，在人民的统治的名目下实行代言人专政。因此，胡风及其友人一再强调，一定要使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能“被动地”等待“人民代言人”来解放，这里显然是隐含着某种忧虑的。

《1948：天地玄黄》目录：

楔子
一、面对转折——1948年1、2月
二、南方大出击——1948年3月
三、校园风暴——1948年4、5、6月
四、诗人的分化——1948年6、7月
五、批判萧军——1948年8月（一）
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七、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八、“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九、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十、北方教授的抉择——1948年11月
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不算尾声
年表（1946～1953）
参考文献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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