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简介：

百代都行秦政制。——毛泽东

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犹秦制也。——梁启超

中国社会自周朝之后就长期实行秦制。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此一政治传统延续了大约有两千年之久，期间各路势力永远在为皇帝宝座而展开厮杀。——清华大学教授 秦晖

自秦朝至清末，从政治层面讲，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秦制不断强化的历史。——历史学者、作家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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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袭两千年外儒内法，成就数百位帝王霸业。

拆穿封建帝王只做不说的权力规则，解答秦制在古代中国长久存在的根源。

从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里，版图一直在变化，王朝不断在更迭，英雄人物在辈出，新品种食物在引进，工艺技术在増多，而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似乎从未有过大的改变。

那么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作者认为，是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构造出了秦帝国，此后的历代王朝就依着这条路径在一直不停地走下去。无论历史怎样向前，秉持秦制的统治者们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这也是两千年秦制帝国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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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力作，选取了16个历史横断面，着重探讨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盛世背后，百姓生活的历史真相。作者直指封建王朝的核心理念“外儒内法”，将秦制帝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常态化、规律化，探索帝国运转的内在理路，揭示其延绵长达两千余年的奥秘；深入每一个截点，解读信史文献，用严密的逻辑掲开王朝治世的面纱，也颠覆了世人许多想当然的认知。

这些历史横断面关联起来再现了两千年来秦制从萌芽到成熟，再到进化的全过程，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审视王朝兴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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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两千年来的盛世真相！

《秦制两千年》摘录：

比较高帝和武帝的两份诏书，可以明显看到时代的变化——刘邦在“求贤诏”里说，希望“贤士大夫”能够“从我游”，这三个字带有浓重的游侠色彩，反映出刘邦与“贤士大夫”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皇帝与臣僚，更像是寄主与门客。刘彻的“求贤诏”里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游侠色彩。他下令征召“贤良方正”，且亲自策问下面推荐上来的人才，是典型的君王选拔臣僚的做派。 刘彻清楚汉帝国游士之风盛行的原因。这些游士或属儒家，或属法家，或属阴阳家，原本积极出入于诸侯王和军功列侯的府第。需求刺激供给，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规模有多大，汉帝国的游士就有多少。如今，汉帝国致力于打压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势力，需要重塑统治基础，如何改造游士自然也是汉武帝推行变革应有的重要内容。 刘彻颁布“求贤诏”的核心目的是打破军功集团在官职上的久任制和世袭制，也就是打破朱浮与王嘉提及的“以官为氏”“养老于官，至名子孙”的现象，进而将游士纳入官僚系统中来。这样做，既可以吸引知识分子投入朝廷的怀抱，也可以削弱诸侯王（譬如梁孝王）与朝廷勋贵（譬如窦婴）的势力——游士们都是“理性经济人”，跟着朝廷有前途，还是跟着诸侯王与朝廷勋贵有前途，在汉武帝时代，并不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 “求贤诏”颁布后，反响强烈。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卫绾奏请武帝：那些搞法家和纵横之学的知识分子只会把国家政务搞乱，请求皇帝下达圣旨，不要再任用他们。刘彻同意了卫绾的请求，颁下新的规定：除儒学外，贬黜诸家，不用其为治国之术。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打开上升渠道，让游士有机会进入朝廷，又选择性地排斥“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游士，这恰是西汉中期选官制度的一体两面。这种一体两面，扼要来说便是： 1. 秦制政权追求社会的散沙化（不喜欢百姓有组织）与静态化（不喜欢百姓自由迁徙、流通），追求对百姓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