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我客居美国，在几所大学教书。当时每周有一次一小时的“office hour”。所谓“office hour”是美国大学特有的制度，在每周规定好的时间里，不论是谁都可以去敲老师研究室的门，将师生关系的条条框框抛在一边，海阔天空地谈论各种话题。想提问题就可以提问，有事相商就可以商量，单单是闲聊也没关系。是一段非常随意非常自由的时间。
利用这段时间，形形色色的学生访问过我的研究室，一面喝着咖啡、啃着甜甜圈，一面无所不谈。美国学生也来，日本学生也来，中国学生也来。韩国学生也来了许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得知在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有不少读者相当热心地阅读我的小说，感觉有点吃惊。当然，我的小说被翻译过去的事实，作为知识我是知道的，但根本没想到实际竟有那么多读者。
而且听他们说，他们并不是把我的小说当作“某个遥远的外国的小说”，而是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极其自然地进行阅读和欣赏。尤其是同韩国及中国台湾的年轻人谈论小说时，几乎不曾意识到国家、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当然，差异肯定存在，但我们谈得热火朝天的主要是共性，不是差异。
得知他们是这样怀着亲切感阅读我的小说，我非常高兴。我写小说的重大目的之一，就在于同读者分享故事这个“生命体”，并以这样的分享为杠杆，在心与心之间挖掘出个人的通道来。不管你是谁，不管多大年龄，不管身居何处（不管是在东京，还是在首尔），这种事情全然不成问题。重要的是你能否紧紧拥抱我写的故事，把它当作“自己的故事”，仅此而已。
我原本就不会积极外出与人交谈，平素写小说时几乎从不见人。尤其是对着初次会面的年轻人，几乎可说是一言不发。然而托美国大学“office hour”的福，我有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一代见面，并且亲切交谈。这对我是极大的激励。我切实感受到如果能写出好故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成为可能。
我暗自担心，大家与我实际见面交谈之后，会不会仅仅收获了失望呢？因为本人既不风趣，也不出众。但有人愿意来见我，还是令我高兴，让我感激。要是office hour这样的形式能够永远存在，一边吃着甜甜圈，一边与大家共度午后一段时光，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