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文道
过农历新年其实是一整套的仪式，这个仪式当然包括了回家吃饭，而且饭菜的菜单是有讲究的，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都是仪式的一部分。传统就在家家户户这新年饭桌上延续演变。
我虽然是广东人，但小时候家里掌勺的却是祖籍河北的外婆，所以我从小就在北方口味底下成长。听外婆说，初一要吃饺子，初二要吃面，初三吃的则是“盒子”（一种馅饼）。这是规矩，内容和顺序不可轻易更动，哪一年没这么吃，哪一年就好像没过好春节，全年不吉祥。
中国人的年菜要有意头，团圆就是最重要的一种意头，我们家大年初一包的饺子自是团圆的意思。这个团圆，不只是饺子的形状所象征的意义，而且是制作的过程。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应该全家一起围着桌子，从搓面、擀皮到包馅，一起说说笑笑地分工合作。平日大家各有各的事，这天大家同聚，透过这个仪式和吃进嘴里的饺子，提醒我们原是一家人。农历新年，是所有家庭重申家庭真义的日子。
跟很多人一样，我们家在现代中国史的战乱苦难中流离迁徙，从华北到澳门，从澳门到台湾，再四散至美国和香港，最后又聚回香港。除夕夜里，不论饺子是谁包的，最后下锅的一定是外婆。大部分家庭的厨房都是女人每天工作的地方，直到新年都不例外。如果食物是一个家，一个社群乃至整个传统的载体的话，负责把关这记忆传承的，一定就是女性了。
我的外婆把她家乡的记忆带到了现代的香港，但这份记忆脱离了它原生的社群土壤，早就是无根的碎片了。我只知道初一的饺子在我们家的地位，但不知它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它还有什么意义。直到几年前，我头一回去外公外婆的河北老家过年。
那是个并不富裕的农村，位置在北京和天津之间。那年春节特别冷，白杨树上都结了树挂，可见来年一定有好收成。在这岁晚寒冬的日子，小孩不上学，大人也早就歇田了。整个同姓的村子里，亲戚邻居每天无事，往来串门嗑瓜子喝茶，打几桌麻将；好动的就在外头放鞭炮，弄得满地尽是炮仗剩下的红纸碎。好一番过年气象。
终于到了大年三十，这天下午村里的小学教室临时充作祠堂，黑板上悬下一大幅族谱，村子里的男人都来膜拜祭祖。这时我才发现中国的族谱里只有男丁，没有女子，生下来的女孩固然不记名，外头嫁进来的也只有“石氏”、“刘氏”等没有名字的无尾孤姓。女人在传统农村有多高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除夕夜里，村子里开始总动员，男男女女都在包饺子，预备一过午夜吃头年里第一顿饺子。原来这就是我家初一饺子的根。尽管经过“文革”那些年的摧残，村里人还是记住且复活了传统，初一的饺子是在十二点刚过、四处鞭炮声中，同族同房一大伙人热腾腾地站着一起吃的，温热地抗拒外面的寒风冰雪。可是经历了这许多年，如今我们家的饺子却是在初一中午才开始吃的，传统随时空变迁有了新版本。
印象最深的，是这顿开年水饺原来一定得让男人下锅来煮。平常不大做饭的男人，必须负责这仪式的一餐，开启新的一年。我赫然想起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男人的权威表现在他们煮新年的第一餐饭上，以前书里读的，现下有眼前例证。但是我知道，到了最后，经过重重曲折与流亡，保住传统的依然是女人。就像我外婆煮的水饺，她用她的方法把河北老家的记忆带到了现代香港的饭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