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点像徐志摩：他潇洒、他有才华、他风度翩翩、他短命。
三年以前，在台大新铺的草坪上，我看到了他。他侧卧在那里，用肘支着上半身，懒洋洋地看着一本书。不，不是看书，是书在看他，风把书一页页地吹过，他却不用手去按住，这能算是看书么？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来，我不觉得冒昧，他也不感到唐突，他安静地望着我，似曾相识地点了点头。
先开口的是我，我一开口就是疑问：
“看什么书？”
“《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
因为这本书我也正在读，我便问他看到哪一页了，可是他的答复却大出我意外：
“风吹哪一页看哪页！”
我忍不住喜欢上他了，他真洒脱！我问他对这本书的意见，他笑了，他说：
“尼采教我们跟女人在一起不要忘记带鞭子，其实这种超人是可笑的，至少我不必担心忘记带鞭子，因为我根本就不跟女人在一起！”
我打趣说：
“海明威写《没有女人的男人》，他太消极了；你该写《不要女人的男人》，你是积极的！”
“不，我不要写，写是没有用的。叔本华就写过了，他白天写文章否定女人，晚上却偷偷跑到绿灯户睡觉。写文章载道的人很少不是伪善的，‘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我还是少发表高论吧！我只知道我们不再需要‘述而不作’的圣人，我们应该学学那些‘做而不述’的实行者。”
他言语之间，充满了一种诚意的沉痛，可是我仍旧半开玩笑地说：
“何必学别人呢？听说你就是实行者。女孩子欣赏你，你却骂她们；别的男人没有女人，你却不要女人。但我知道你不是性变态，你没有‘女人恐惧症’，你不像三国时代的焦先那样，见了女人就害怕得躲起来，你傲慢地走进女人堆里，又傲慢地走出来，只欠她们向你吹口哨！”
听了我恭维他，他大笑，他说不需要女人向他吹口哨，他也反对男人向女人吹口哨，他认为表示爱情应该多用眼睛，少用嘴唇。“并且，”他说，“现在我们中国的女孩子根本不会向男孩子吹口哨。时代不同了，我们中国的女孩子身价高了，她们都骄傲起来了，即使是潘安再世、王蒙复生，也没有女人再向他们丢水果送帽子了！”
“为什么你口口声声老是提中国女孩子？难道美国的女孩子不这样吗？”
“也许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女孩子不这样。因为美国女孩子会流露她们真正的感情，而我们中国的女孩子就难以真情流露，她们流露的，至多是她妈妈的感情！”
“这话怎么说呢？”我迷糊了。
“这话说来话长。我们从老祖宗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讲道统的社会，在上层社会里，婚姻是一个合二姓之好的外交关系，有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使命；在下层社会里，婚姻又带给婆家一个不花钱的小女工，完全脱不掉宗法和经济的目的，从来没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别提什么恋爱了。所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想法里、在‘男女不杂坐’的纪律里、在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风俗里，卓文君是淫妇，贾充的女儿也不是好东西。人都被限定要‘以礼自防’，没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经书里告诉我们不但叔嫂不能通问，甚至寡妇也不能夜哭！几千年来，感情早就被我们放到冰箱里！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找不到几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没有罗曼蒂克的真情。爱情本身是一种浪漫的精神，它超越婚姻，但不妨害它，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却不这样想，他们认定凡是男女相悦就不是好事情，所以古代的情侣要桑间濮上，今天的爱人也要偷偷摸摸。我们看到美国人夫妇公然拥吻，觉得肉麻兮兮，这种感情流露我们是禁止的；但是父母死了，你若不当众哭得死去活来捶胸痛号，‘吊者’就不‘大悦’了！我们对开放感情的尺度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只鼓励无限度的公开哭丧，却禁止有限度的公然做爱，而秘密做爱又要被淡水河边的丙级流氓收税，使我们的青年男女永远达不到宝玉所盼望的沉湎境界！刚才所说的种种阻力都可说是爱情的刽子手，其实扼杀爱情的凶手还不止此……”
“还有什么？难道这些传统的桎梏还不够吗？”
“还不够，还不够，爱情还有一个大刽子手，那就是我们这主妇式的社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已婚妇女大部分要依靠丈夫生存，柴米油盐煤球尿布占去了她的青春和双手；等而上之的，虽然请老妈子代劳，可是她的精力却又寄托在麻将牌上；小部分的职业妇女虽在表面上能得到相当的独立，但她们仍逃不掉主妇的基本角色，并且她的事业和兴趣若不做相当的割爱与迁就，很可能就影响到丈夫的成功，得到的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夫妻两人能够相辅相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很显然，妇女独立不应寄托于丈夫的分劳，而当寄托于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电冰箱、电话送货……把家务的操劳转嫁给工业文明，这样家庭才不会成为女人的羁绊，女人不必一定要嫁狗随狗倚狗维生，她才能在婚前让感情奔放，选择潇洒重于职业的男人，热情多于金钱的丈夫。但是这怎么可能呢？现实是那么咄咄逼人，当结婚成为一种谋生手段的时候，谁还把恋爱和感情放在第一排呢？爱情毕竟是奢侈品，毕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落伍玩意儿，现代中国的女孩子很少肯为爱而爱，她们的母亲也压根儿不肯这样指导她们，她们都把妈妈的感情套在自己年轻的心灵上，不会让爱情这匹马在感情的原野上奔跑——除非马脖子上挂着一部终身大事的老木车！凡是没有做哈老哥条件的人都着予免议了，‘恋爱’，妈妈说，‘谁要跟你这穷小子恋爱？’”
他停了一下，晃了晃脑袋，又接着说：
“偶尔有些小女人，不知天高地厚，暗违母命和一个男子大谈柏拉图式的爱情，可是那只是昙花一现的美事，感情的瓦解是指日可待的。这并非因女人善变，而是使女人不变的客观条件不够，女孩子要被迫系一身安全于丈夫身上，她们是可怜的，她们穿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摩登衣服，走的却是17世纪老祖母的路线。同时社会也给她们外在压力，人们很容易就用她母亲选女婿的眼光去看她的男朋友，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罢，他们总要假定那男孩子就是她未来的配偶，他们不衡量他的头脑，却揣度着他的荷包，爱情本身就拖着严重的生活担子，谁还敢流露真情呢？因此我——一个否定我们中国女孩子的人——实在感觉到我不要她们了。这并不是我不想要她们，而是我没有资格要她们，我这个三尺微命的文人，静不能测字，动不能救火，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文章不见容于《联合报》，教书不见纳一女中，只会喝几杯老酒，吟几句臭诗，谈一谈风花雪月式的恋爱，最后还鼻涕眼泪焚书退信以终，看巧妇伴拙夫而去，自己则以‘佳人已属沙吒利’自哀，人间还有比这更公式化的事吗？”
我静听他说完这段漫长的高论，然后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也没回头，一直朝宿舍走去。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做朋友，他的言论与偏见使我燃烧、使我困惑。我甘愿做凡夫俗子市井中人，追大家想追的，要别人想要的，我才不要做什么不要女人的超人，我要做沙吒利！
三年过去了，我又走过那块草地，可是莠草淹没了它。风吹过来，吹动了几朵小黄花，但我也看不到那个不要女人的男人。他睡在大贝湖畔的一个黄土坡上，也许他正在神游乐土，那里有散花仙子、美女霓裳。我想我知道，知道他一定还在继续他的否定，否定使他远离了她们，也失掉了自己。在永隔的幽明与重泉底下，他漠视成片的云彩。云彩永远不会属于他，它只向他默默地招手，深情地、无语地，在黯淡的天边消失了黯淡的影子。
1961年4月11日在台北“四席小屋”
《联合报》副刊1961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