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有人抱怨，如今过年的气氛不如以往。想从前，大年三十晚上开始，街上一切店铺都已经关上了门，直到初三，才略略恢复常态，食肆商家才又开始了买卖。年假那几天原是大家休息，与亲友聚会的日子；可现在，我们会形容那种平静的市面为“冷清”与“萧条”。于是初一就不再是原来那个初一了，你还是可以逛街，还是可以如常吃喝，仿佛农历新年只不过是个比较长的周末而已。同时还有媒体教导我们，“过年食品可以不再沉闷”，“你有各种选择”，意思是你不必再吃那些口味万变不离其宗的年糕，因为现在什么材料做的年糕都有，正如月饼成了块状巧克力雪糕一样——甚至你不必吃年糕，据说蛋糕也是代替年糕的好办法。这一切都关乎选择；不用依循传统，不用限制自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其主旨在于把这个旧历新年过得和平常一样，让新年变得不再那么像新年。
过年吃的东西很沉闷吗？究竟一年才吃一回的糕点年菜又能叫人有多难受呢？我们被教导成如此害怕“沉闷”如此抗拒千篇一律的动物，只是为了更好更新的选择，也就是更多的消费机会。我们家在外婆体力尚能应付繁重厨务的年代，曾经遵守一套严格的北方过年习俗，初一包饺子初二下面初三烙“盒子”，年年如是，一丝不苟，毫无选择可言。于我看来，这类传统年俗饮食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没有选择，免除了我们肩上的重担，不必动脑筋去想上哪儿开餐，不必翻开菜单点菜，凡事按照老规矩就行了。
选择的确是一种负担，而且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消费者的独特负担。比如说葡萄酒，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资深饮家呢？假如有这么一个人，从小及长都只喝一个地方的酒，非常封闭，轻易不试其他产区；而且他还不用恰当的酒杯，直接把酒倒进喝水用的小玻璃杯。你说这算不算喝酒？简直像个笑话是吧？然而这正是许多南欧乡镇的常见作风。那些地方产酒千年，喝葡萄酒的资历比我们现代中国人喝牛奶的历史还长。他们从小喝到大，不懂Parker评分，不知世界之大，只晓得家乡附近的产品，并且还真的就用那些粗糙的器皿盛酒，完全欠缺什么形状的杯子要配什么样的酒的知识。相比之下，不少香港人反而更懂赏酒，上过课程读过书，家中藏了全系列Riedel酒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选择，市场上琳琅满目，货架分类详尽。我们学过喝酒，他们没有；我们选择很多，他们不能选择；所以我们就变得比许多南欧产酒乡村的农夫牧民更懂得葡萄酒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