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再次看了电影《日瓦戈医生》。精彩之处仍不可胜数，一个片段给我印象尤深。医学院的学生日瓦戈，抱着几本书乘坐老式电车，跑过莫斯科街头，脸上充盈着希望、好奇、单纯……生活正在向他展开，一切皆有可能。
多年来，我总是期待在北京街头看到腋下夹着书籍的青年人。他们可以神色匆匆，也可以散漫不羁，书是他们通往未知世界的船票，也是抵御外界庸俗的城墙。
出人意料的是，我一次也没碰到过。在这座超过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在餐厅里、地铁车厢中、公园的长椅上，我很少碰到真正的阅读者。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当然会有人正在读些什么，可能是一本书、一份杂志、一张报纸，或是一个iPad的显示屏。但是，这些印刷品与显示屏，似乎都失去了书的意义。它们不提供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迫使他们追问人生的意义。它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帮他们获得更多的生存技巧。总而言之，它们不提供另一种逻辑，只加固原有的逻辑。这也是此刻的中国，现实的、可见的、物质的力量吞噬了一切，幻想的、缥缈的、精神的领域不断萎缩，甚至变成了一种笑料。
人们羞于谈论自己的内心、人生的理想，不自觉地贬低知识、思想、精神的空间，认定它们不合时宜、软弱无力。倘若你在餐桌上向人问起最近在读什么书，谈谈对于约瑟夫•布罗茨基的看法，多半会引发莫名的眼神。人们甚至耻于提及一些词汇。在王蒙高声说“躲避崇高”十多年后，人们不仅躲避它，还讥讽它、践踏它。
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倘若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此刻中国的精神状况，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胡萨克时期的捷克、八十年代的匈牙利都有相似之处。一套强大的、虚假的、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系统崩溃了，生活在精神废墟之上的人们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困境。一整套话语系统都已被污染，所有的词汇都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在这么多年残酷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后，“人民”、“民主”的概念变得如此模糊;在塑造了这么多雷锋、王进喜这样的道德楷模之后，“道德”变得暧昧不清；在批判了这么多年的“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个人”与“自由”的面目都模糊了;在把“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的标签贴在知识分子身上，用坦克碾平了学生的诉求之后，“知识”与“知识分子”不仅失去光环，还是无用的象征；不断高唱的“社会主义理想”，让“理想”变成了欺骗的代名词……这种情况，因为新生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而变得更加严重。
这种被欺骗感实在太强烈了，以至于人们选择了什么也不相信。但生活必定需要某种稳固的东西，来抵挡生命必然的脆弱。于是，所谓的现实的、可见的、物质的东西，不仅占据了我们外在的空间，也填充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一段时间里，它似乎真的填充了人们的空虚，物质也带来了新的自由。而那种什么也不信任的态度，似乎也让我们感受到某种自由和尊严，它多少印证那句名言“玩世不恭其实是带着面具的良知”。
这短暂的交易已经到期了。物质的力量，不再能缓解精神的空虚，反而开始加剧焦灼。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前所未有的物质化的一代，却也表现出罕见的茫然无措。因为不习惯谈论理想、书籍、诗歌、人生，一套房子、一个新款的背包就变得至关重要。他们越是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现实就越是折磨他们。“玩世不恭”也与良知脱离了关系，很多时候，它仅仅是“玩世不恭”。昔日的嘲讽对象，早已瓦解。“嘲讽”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强大的、应被警惕的力量。它还加固了现存的扭曲秩序。二十世纪的主要暴政，不管是共产主义、法西斯的极端权力，还是金钱的统治，都是以精神上的虚无主义为基础的。正是精神世界的独特性、自足性，让每个人不同，让他们抵御被滥用、践踏的危险。
而这种独特性、自足性的前提，是人们必须重新寻找到探索、描述自己精神空间的词语、思想与情感。这并非是简单地复制历史场景，令北京的街头出现日瓦戈式表情的青年，或是聚会上再度洋溢起八十年代生机勃勃、也经常不知所云的高谈阔论。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内在世界。但这种改变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把那些被玷污、扭曲的词汇、情感拯救出来，给它们赋予本来的光彩。精神、思想、知识不仅不是脆弱、无力的，反而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它们永远在防止现实权力变得过分粗鄙与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