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到唐人街吃饭。饭后付款，餐馆女老板面带愧色，合掌鞠躬，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收了你们的钱。我有些奇怪。吃饭埋单，天经地义，她何出此言？
朋友出门后告诉我：这位女老板是被国内来的一些民主派吃怕了。那些人领了法国政府的生活费，但今天在这个餐馆开民主讨论会，明天在那个餐馆开民主研究会，统统吃饭不给钱，好像是从浴血奋战的前线归来——老子吃你几餐鸟饭还要给钱？
原来如此。这使我想起自己当年在某林业局挂职副局长，常跟着书记或局长到下面去开会，白吃白喝不算，饭后每人还白拿一条烟。你如果想洁身自好又不得罪同行，不拿烟可以，但千万别拒绝，最好是含含糊糊去上厕所，等他们把烟塞进皮包后才返回来装聋作哑。老百姓把这种会叫作“现场（尝）会”、“常（尝）委会”。有意思的是，执政党中有人热衷此道，反对派中也有人“会”术高超，只是把会名稍改，开到外国的唐人街来了。
我这位朋友旅法多年，也算是一个民主派，每每对许多同志的表现痛心疾首。他又说起一件事。前不久闹了一场“民主广播船”的风波。其实，台湾当局早就通过很多渠道，表示不容许这条船去台湾近海对大陆广播，不愿意因此添麻烦。旅法的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一直瞒着洋人们，仍然到处慷慨激昂，准备勇敢献身，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模样，骗得洋人们纷纷掏钱赞助。结果，少数人把洋钱赚足了，但隆重的启船誓师大会上，只有傻乎乎的外国各界要员前来致辞欢送，只有一些受雇的洋水手登船出发，但汽笛一拉响，船上清一色的洋面孔，连一个中国猛士也没有。
船至非洲某港口，有一位台湾记者登船采访，算是船上唯一的中国种。
这条二手船踉娘跄跄，一路上又是轮机有毛病，又是冰箱不制冷，走得十分艰难。好容易到了中国海域，船上人才知台湾方面早有禁令，不免大呼上当。回头看去，当时慷慨激昂的中国人裹胁赞助款，早已无影无踪。
“唉，”我这位朋友叹气，“外国人幼稚得像中学生，哪是中国人的对手？”
在他看来，很多外国人确实显得幼稚、简单、书生气、一根筋，即使叛逆得吸大麻或裸体上街，仍不失欧洲人文传统的种性，比方说他们经常会认真地对待宣言口号。其实，时代渐人世纪末严冬，信念越来越多地成为利欲的面具。在好些人那里，钱就像数学中的零：零乘以任何数都等于零，那么钱乘以任何宣言口号都等于钱——这是隐藏在一切政治演算之后的基本公式。故专制能发财，民主亦能发财。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实在没有资格来谈论宣言口号，尤其没有资格与某些中国政客打交道。
我们多少懂得这一点，但这种国产世故是值得我们深感荣耀还是深感耻辱？
我与朋友坐在卢森堡公园里，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好。落叶飘零，石头椅子很冷，很冷。巴黎正一寸寸融人金色的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