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瑜
我以前在街边的水果摊买樱桃、葡萄之类的水果时，总想挑出其中最新鲜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摊主的阻挠：“不许挑！不许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他怎么卖呢？其实岂止卖葡萄樱桃，卖企业也是一样：几年前中国产权改革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业，据说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哪个投资者要想买好资产，就得接受与之“搭售”的差资产。可见无论是卖葡萄还是卖企业，好坏搭配是推销之道。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很多集权政府的治国之道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很多集权政府的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让民众在打倒假丑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放弃其权利和自由，那么民众对集权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会合。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更严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而且还用强制民众迁徙的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的从业自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老头”，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无度，别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黄铜代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对贪官他疾恶如仇，“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皮实草。他对地方官员的“截访”行为也深恶痛绝，认为应当给民众伸冤开绝对的绿灯，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被他发现后，阉之为奴。他还要求各乡各里建申明亭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如果他是纯粹的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极权统治。
在极“左”年代，如何动员亿万群众加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权力和道德的“打包”。要让民众接受“错抄一句语录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听外国广播就要挨批斗”的制度安排，当然很难，但是假如接受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斗那些以前颐指气使的、享受特权的“土豪劣绅”或者“修正主义走资派”，“出一口恶气”，也许这个交易还算划算？所以革命期间每次政治清洗运动，往往都伴随着党内整风运动，前者目的是修理“地富反坏右”，而后者则是“让党员干部在群众批斗中过关”。一口咖啡一勺糖，革命群众在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张子善刘青山、打倒官僚主义的道德欢呼声中逐渐拱手交出自由和权利。
权力和道德捆绑也不是中国的特产。比如今天的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女人穿衣服不能有伤风化，同性恋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绞死，好莱坞电影一概取缔——谁让它充满了色情和暴力？这种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激进主义者中深得人心，而这些激进主义者刚好构成政教合一政权的统治基础。
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主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性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说辞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当权者的整风、反低俗文化、打黑运动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要打开特洛伊木马的肚子，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猫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