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刚当选时，奥巴马是美国人民——不，世界人民——的奥特曼。大家都期待着他能从“怪兽”布什手中拯救美国。然而，近70%的支持率，两年之后，滑到了43%。当年他对着如痴如醉的民众高呼：Yes, we can。今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反恐战争久拖不决，民众无精打采地看着他说：No, you can’t。
遭遇支持率危机的，不仅仅是奥巴马。日本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据说在11月初再创新低，只剩27%，而法国萨科奇的支持率最近就一直停留在25%。其他民主国家或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场角逐“最不受欢迎领袖”的激烈“竞赛”中，没有最衰，只有更衰。
相比之下，另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则惬意得多。比如，全国只剩一家反对派报纸的俄罗斯，普京的支持率就高达77%；公共权力已被逐渐个人化的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支持率稳定在60%左右。
这是不是说明，西式民主制度已经日落西山，而俄罗斯模式或者查韦斯模式在蒸蒸日上呢？如果西方政府动辄陷入合法性危机，我们有什么必要紧赶慢赶去跳这火坑呢？据一项调查，在美国，表示“非常信任政府”的民众已从1966年的42%降至2000年的14%，“非常信任国会”的民众从42%降至13%。同一趋势也出现在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而且一年四季都在“民怨沸腾”。
没有掉入这个政治陷阱，我们简直应该弹冠相庆。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刘嘉玲不够美，是因为他们把李嘉欣作为衡量标准，而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凤姐很美，是因为他们把小月月作为衡量标准？就是说，是衡量标准的不同，导致人们形成错觉：“凤姐要美过刘嘉玲。”至于为什么有些地方用李嘉欣作为衡量标准，有些地方用小月月做标准，有一种东西叫做“意识形态”，某些意识形态告诉民众“政府仅仅是民众的雇员”，而另一些意识形态则教导我们，“你都有裤子穿了，还不赶紧感谢政府。”
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饶舌。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升到62岁？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当政治家，简直就是活雷锋。“忘恩负义”的批判性民众，看到的永远是你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奥巴马为刺激经济，辛辛苦苦减了1000多亿美元的税，结果调查显示，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被减了税。相比之下，他要给5%的高收入者加税，火星人都赶来抗议。好莱坞明星朝三暮四那叫风流倜傥，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不要脸。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出经济危机那叫谨言慎行，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蠢货。CEO们用股东的钱吃香喝辣那叫商业拓展，政治家哪怕旅行借住富豪朋友的别墅都可以是惊人丑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不幸的当然是奥巴马们。他们每天被群众雪亮的目光翻来覆去地烧烤，做错一件事就随时可能把做对的九十九件事给一笔勾销。但“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
当然，如果权力的本意是“当官”，是吃住可以报销，出门前呼后拥，那么批判性公民确实招人讨厌。我不知道与“批判性公民”相对的叫什么，也许可以叫做“给力型公民”。他们永远心怀感恩面带微笑，有人喊“狼来了”，他们心怀感恩面带微笑；面对一地的羊骨头，他们还是心怀感恩面带微笑。也是他们说，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其实都只是“心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