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文道
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自己其实是吃米的人，尤其在香港，一般市民几乎是没见过稻田的，没见过禾苗如何长高、结实，更没见过收割打谷；只看到一袋袋的白米包装得干干净净，整齐地排在超级市场的货架上头。
但是却有许多习俗不断地提醒我们，米是我们华南地带不可割舍的文化支柱。例如香港每年一度的“派平安米”，传统的乡社与善堂还秉承着这种古老的信念，认为发白米给老人是行善积德的好事。而那些去忍受住日晒雨淋之苦，花了去大半天时间去排队的老人家，除了得点便宜之外，心里想的也就是随着那包白米而来的庇佑了。
最近绿色和平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叫做“我的土地，我的稻米，我的生命”，把照相机分发给五位云南农民，请他们任意拍摄自己的工作、伙伴与生活。他们拍出来的照片十分有趣，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是游客与摄影师在这片美丽土地上制造出来的标准影像，却从未见过这些习惯在镜头前现身，特别是连相机都没拿过的农民眼中的稻田与小区。因此他们拍出来的，不是格式化的纯朴村落，也不是夕阳西下时的金黄稻田，而是切切实实的，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看着这些来自农人眼睛的稻田，整段从土地到我们碗里白饭的链条一下子鲜明了起来。那些亲自抚摸过我们每日放进口中的米粒的手掌，也突然立体可感，厚实而暖。这时候，我们或许会开始去想象那块稻田上的人活得怎么样，他们过得可好？他们种的东西卖得出去吗？如今的米价是否太便宜，便宜得他们根本养不活自己？那些经过基因改造的种子要花多少钱去买回来？种了下去之后又要下多少的化肥？农民们可都负担得了？这一切侵入云南乡间原有生态的外来人工品种，会不会不只留给食用者未知的后遗症，也彻底改变了这片区域原有的生态呢？
一切外来者，皆须尊重农田的规律。即使是政治运动闹得最凶的年代也不例外。我曾听过一个“文革”时期要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青说过他的经历，他去的地方以种稻米为主，而且全是梯田。在田里，每年开春插秧可是件大事，必须插得格外小心慎重，每一行笔直笔直，一棵苗与一棵苗之间则要有适当的距离，以保禾苗各有健康成长的空间，不至于因为贴得太近互夺养分而瘦弱枯萎。所以第一个下田插秧的人就得是最有技巧最富经验的好手，因为他要是这把“头秧”插歪了，后头跟着的也就整行斜到一边去了，不成规矩。
在农村能下头秧的人无不备受尊重，因为他们有一手不用工具全凭自己经验和本事的功夫，一年农地的新循环就从他们开始。问题是“文革”期间，这些平时地位甚高的人物全被打翻下来，有事没事就给捉出来批斗，到了春天下头秧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我的朋友很惊讶地发现，大家届时居然就静静让到一边，还是请那位老先生出来，只见他不慌不忙，一弯腰就把一株秧苗直直送进泥里。待他成事，大伙们才放心地跟上。一行插完，他老人家便不再劳动，坐到一旁闲闲地点了口烟，一边乘凉一边看着其他人继续辛勤工作。哪管他运动闹得天翻地覆，农田有农田的秩序，能者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