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台北市温州街和云和街之间度过的，那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好比卡萨布兰加或伊士坦堡，处在多种文明交会之处，撞击出异样的火花。
温州街的两侧，住的多半是台大教授，最记得正对门有位陈姓的老书法家过世，他那学者儿子号哭：“爹爹啊！爹爹啊！”连着哭了半个月都不止。
我家右邻也令我怀念，最先住着一对老夫少妻，想必师生恋，那年轻貌美的妻子，总娇声细气地喊“老师！老师！”她一喊，我老爸就说：“又喊了！又喊了！”我老妈则会瞪他两眼：“又没喊你，你听什么？”
老夫少妻没多久便移民美国，搬来台大医院住院部的主任，也姓刘，我们处得像是一家，甚至在墙中间开了扇小门以便走动。他家有三个女儿，常常玩耍尖叫，引得我竖耳朵。
左邻是位将军，太太念佛，每天传来咚咚咚的木鱼声，还有将军的嗯嗯声，大概有痔疮，他用力嗯嗯的声音，我隔墙都听得到。小时候顽皮，他嗯，我也嗯，帮着他使劲儿。后来他们搬走了，我娘说都是被我气的。
左对门住了位台大农学院的院长，家里有株当年很希罕的昙花，每回夏夜灯火喧哗，都是赏昙聚会。他家再过去则是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官邸，四周围住着一群星星，黑头车过，好多孩子会追在后面闻汽油味。吉普车更有意思，因为开车的是兵，比较会跟孩子玩。不过有一回我把沙土偷偷倒进车子的油箱，被兵抓到，狠狠地拧着我的耳朵骂，直到今天，我不准人碰我耳朵，包括我太太，都是因为那惨痛的回忆。
我家后面是“兵工学校”的军眷区，据说有不少早年汉阳兵工厂的骨干，个个是军火专家。他们管起孩子来也不凡，啪啪啪地“竹笋炒肉片”，夹着孩子“不敢了！不敢了！”的哀嚎声，让我每次看见那些捱揍的小朋友都敬畏三分，想他们毕竟是鞭子底下熬过来的人物。我也佩服眷区人家炒菜的架势，大概用的锅铲都是兵工厂的精钢打造，硬比我娘的响十倍，我虽见不到那些掌勺操刀的伯母，却能有“公孙大娘舞剑器”的想象。
十三岁那年，我家在一场大火中烧成了平地。公家以我父亲已逝为由，不为我们重建。我娘只好在废墟上盖了间草房，成为当年的“最牛钉子户”。房虽简陋，只一片草棚搭在墙头，头顶几乎碰到屋檐，但四周木板通风透亮，加上外面废墟的杂草丛生、虫声啾啾，颇有乡居之感。厕所更见情调，那是整栋日式建筑唯一砖砌的地方，当四周陷落,粪坑就显得高高在上了。下雨天撑伞如厕，上面雨声不断，下面也点点滴滴。那阵子我正读李清照词集，自然想起“点滴凄清、点滴凄清、愁损离人，不惯起来听。”至于晴朗的日子感觉也好，深蓝夜空的拥抱下,看星星月亮移过一根根烧得焦黑的柱子，令人想起古希腊的剧场，再看看四邻窗内晕黄的灯光和幢幢人影，又是李易安“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境界。
十五岁那年，我们这钉子户终于屈服，搬去金山街的一栋两层小木楼。楼下是间女子英文秘书班，对于我这个小男生，那声色真是不凡。一会儿仿佛置身番邦,楼下传来的是英语会话；一会儿咔答咔答高跟鞋声，想必在教走路的礼仪；一会儿乐声震耳，原来是交际舞蹈。偶尔经过楼下，还能看见一群吓人的白脸女鬼，竟然是用黄瓜汁、面粉和双氧水漂白皮肤的美容课。
小楼对面，隔着金山街有一大片违章建筑，每天当当当当是饺子铺在刴馅，噔噔噔噔是弹棉花店的弓弦震动，还时时有车喇叭猛响，是因为等着买手工馒头的顾客阻碍了交通。入晚就更热闹了，拉嗓子喊的是卖馓子麻花和臭豆腐的，吱扭吱扭加上吭当吭当，是推车子过来的面摊。蒸馒头、煮面和下饺子的蒸气煤烟，在迷离的灯火映照下，大有辛稼轩〈青玉案〉“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朦胧之美。
我住的小楼虽不高，后面却可以俯瞰一大片平房，也就有野猫叫春和深巷寒犬的混声合唱。大概因为日式房舍的门户不严，那时有狗人家特多，而且多半养看门的大狗，当群犬齐吠，声势十分惊人。
至于人犬皆睡的深夜，后窗外又出奇地宁静，在那一大片鱼鳞似的灰瓦房舍间，甚至能听见哗啦哗啦的麻将、唧唧的三轮煞车，和盲人按摩师的悠悠笛音。
前窗外也逐渐安静了，总是先听见泼水声，大概是馒头饺子店打烊的例行工作，接着是厚重的上门板声。也幸亏门够厚，有一夜喊叫不断、对街映现一片火光，接着警笛呼啸开来好多救火车。原来是某家女儿的男友发疯，在水沟里倒了汽油点燃，所幸火很快就被扑灭了，除了门板上熏出些黑印子，竟然毫无损伤。
还有一夜打破寂静的是个山东老汉的哭声，从一片低矮的违建间传来。大概醉了，哭夹着喊，喊得断断续续，听得出几个重复的句子：“蒋总统！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回去吗？怎么还不回去？再不回去……再不回去，我娘都死啦！”
男人的哭声，在深夜，很悲凉，悲凉得我一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