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曾祺

那年我还小,记不清是几岁了。我母亲故去后,父亲晚上带着我睡。我觉得脖子后面不舒服,父亲拿灯照照,肿了,有一个小红点;半夜又照照,有一个小桃子大了;天亮再照照,有一个莲子盅大了。父亲说:“坏了,是对口!”

“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又叫“砍头疮”。过去将犯人正法,下刀处正在这个地方——杀头不是乱砍的,用刀在第三颈节处使巧劲一推,脑袋就下来了,“身首异处”。“对口”很厉害,弄不好会把脖子烂通——那成什么样子!

父亲拉着我去看张冶青。张冶青是我父亲的朋友,是西医外科医生,但是他平常极少为人治病,在家闲居。他叫我趴在茶几上,看了看,哆哆嗦嗦地找出一包手术刀,挑了一把,在酒精灯上烧了烧。这位张先生,连麻药都没有!我父亲在我嘴里塞了一颗蜜枣,我还没有一点准备,只听得“呼”的一声,张先生已经把我的对口豁开了。他怎么挤脓挤血,我都没看见,因为我趴着。他拿出一卷绷带,搓成条,蘸上药——好像主要就是凡士林,用一个镊子一截一截塞进我的刀口,好长一段!这是我看见的。我没有觉得疼,因为这个对口已经熟透了,只觉得往里塞绷带时怪痒痒的。都塞进去了,发胀。

我的蜜枣已经吃完了,父亲又塞给我一颗,回家!

张先生嘱咐第二天去换药。把绷带抽出来,再把新的蘸了药的绷带塞进去。换了三四次。我注意到塞进去的绷带越来越短了。不几天,就收口了。

张先生对我父亲说:“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声!”干吗要哼呢?我没怎么觉得疼。

以后,我这一辈子在遇到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病痛时,很少哼哼。难免要哼,也不是死去活来,以免弄得别人手足无措、惶惶不安。

我的后颈至今还落下了个疤瘌。

衔了一颗蜜枣,就接受手术,这样的人大概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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