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瑜
我读中国历史很少。最主要当然是因为懒，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大多都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忠奸”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罕见“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隐隐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如果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与网上很多资深的“三七”粉丝不同（刀尔登原来的网名叫“三七二十八”），我并不知道刀尔登在网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征着某种隐秘的阅读品味。我孤陋寡闻，得知刀尔登才一年左右，还是蹲在厕所里读《新世纪》的专栏偶尔撞上的，撞上了之后立刻决定不上厕所了，开始搜寻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刀尔登却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学历史学到那个份上当然不易，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而刀尔登却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集体与个体关系，道德与制度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到皇朝延绵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七日谈》。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了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现在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让我妒忌，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地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