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兰.莱特曼
1905年5月4日
这会儿是晚上，两对夫妇，一对瑞士人，一对英国人，坐在圣毛立缪桑旅馆餐厅里他们常坐的桌旁。他们每年六月在这儿见面，交朋友，喝矿泉水。女人著晚礼服楚楚有致，男人黑领带宽腰带风度翩翩。侍者走过细木地板，送菜记单。
“估计明天天气不错，”发上系缎带的女人说，“那可再好不过了，”其他几位点头。“太阳再大一点儿洗澡那才舒服呢。不过我想是没事。”
“‘一阵风’在都柏林是四对一，”将军道，“我当时要有钱就压它身上了，”
他拿眼瞟自己的妻子。
“你要有胆，我给你五对一，”另一个男人说。
女人掰开面包卷抹上黄油，小心地把刀放在盛黄油的碟旁。男人的眼睛一直盯着门口。
“这餐巾的花边我挺喜欢，”头上扎缎带的女人道。她拿起餐巾打开，又叠上。
“约瑟芬，你年年都这么说，”另一个女人笑道。
“你那份做得如何？”扎缎带的女人瞧她丈夫。
“太棒了。你的呢？”
“味重了点儿。跟上星期的差不多。”
“将军，牛排怎么样？”
“牛排我百吃不厌，”将军快活地说。
“真没看出你居然大饭量，”另一个男人道，“你这一年，没准十年，可一斤没长。”
“你大概是瞧不出来，可她瞧得出来，”将军边说边用眼斜自己的老婆。
“没准我说错了，今年这屋里穿堂风好像大了点儿，”将军的老婆道。其他人点头称是，接着吃龙虾牛排。“我一般在凉屋子里睡得最好，有风我就会咳醒。”
“用单子蒙上头，”另一个女人说。
将军的妻子称是但显得不解。
“把头埋单子下面，风就吹不着你了，”另一个女人重复道，“我在格林德尔瓦尔就一直这么着来的。我床边有个窗子。我往鼻子上盖张单子就能开窗睡觉。受不着凉。”
扎缎带的女人把桌下架着的腿放下。
咖啡上来了。男人撤到吸烟室，女人则来到外面的廊子，坐在柳条吊椅上。
“去年生意怎么样？”
“说得过去，”另一位抿着白兰地说。
“孩子呢？”
“大了一岁。”
廊子上女人望着夜色，摇摇荡荡。
每个旅馆，每个家庭，每个城市都是这般光景。在这个世界里，时间流过了，却什么也没变。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一切如旧。如果时间与事件的发生是一回事，那么时间动也没动。如果不是一回事，那么人挪也没挪。一个人在这世上要是没抱负，他苦而不知其苦；如果有抱负，他苦而知其苦，慢慢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