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用一种哲学范式引导读书人的精神视野，往往是不现实且有失偏颇的。总有一些人对儒家的入世说“不”，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样的人被看作是敢于“薄周公而笑孔丘”的思想勇士。周国平在《闲情的分量》中这样阐释：“在中国的文人身上，从来有励志和闲情两面……对闲情不可等闲视之，它是中国特色的人性的解放，性灵的表达，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文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很重很重。只有励志，没有闲情，中国文人真不知会怎样。”
这也许应该追溯到一种文人风气，一种与中国文化中正统的，主流的儒学思潮，长期存在着的相悖相逆的思想意识形态。崇尚这种意识的读书人往往好老庄，尚虚无，崇玄谈。拥有这种思想根基的读书人，往往已然看透了“于我如浮云”的富贵功名，正如司马徽，他完全沉浸在“桂树合章，参空合抱；花气随风，香无断际”的旷野之中，别人以为苦，他却若置身仙境，将山野快乐的永恒与人间短暂的功名富贵两相对比时，不由得暗自生出蔑视功名富贵和世俗贪欲的意味。这就不难理解水镜先生飘然离去的原因了。
《庄子?人间世》说：“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意思是说，你可知“德”之所以失真而“智”之所以外露的的原因吗？“德”的失真是由于追求名声，“智”的外露是在于争辩是非。“名”是人们相互倾轧的原因，“智”是人们相互斗争的工具；这两者都是人们斗争的工具。道家的长生不死，纵情享乐不在庙堂之上，出世的闲情可根本无法忍受殿堂的桎梏。以司马徽为代表的出世之儒，隐去了“智”与“名”，从而得以追求更高层次的“德”。依附于没有失真的“德”的背后，是一种令人悲怆的“大愤”，正如徐渭的《雪竹图》，诗云：“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这是一种萧骚困苦，为世不容的心理状态，带有天然悲怆之情的出世者无处宣泄或宣泄不得，便化为世不容于不容这世。亢藏不平之气于是不在时世中挥洒，而是在渔樵互答中见了生命的真谛。
所以，出世之儒算得大儒，尽管他们多有佯狂狷介的行为，如祢衡，这个《击鼓骂曹》的主角，对曹操揶揄，调侃进而辱骂的白衣隐士，最终以头颅换来了身后的淡泊宁静。狂妄乃至暴躁中隐藏着厌世疾恶的“大悲愤”，从这点上讲，祢衡比之司马徽就多了一些悲情的色彩。司马徽将愤世嫉俗消化在了山谷野鹤中，祢衡却将不满用于对权利的对抗，后者就不可避免地沦陷在政治的机器当中了。所以，出世最彻底的读书人是司马徽，因此，三国中最逍遥的读书人也只能是司马徽，正是“余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这玄妙到了形而上的层次；似乎又是一个特别容易猜透的谜面，因为它只用两字就可以回答。
出世之儒，难在“看透”两字，易也在“看透”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