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要说的萝卜小豆腐这道民间小吃，在那些年代是贫农出身，绝对吃香。
豆腐，因是“都福”的谐音，只在过年时打扮得白头净脸晃晃人眼。萝卜，被冬天宠坏了，“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处方”，那时，只要抬眼看看乡间初冬的菜园，一定有萝卜们青翠着最后的颜色。贫下中农一条心，朴素的阶级意识使煎饼紧密团结在大葱周围，也使萝卜和豆腐在一口老锅里相濡以沫。
时令既然是冬天，坡里的活儿都忙完了，该收的收了，该种的种了――去菜园里拔萝卜实际上成了一项轻松的娱乐活动，握惯了锄把拔完了玉米秸的大手拔起萝卜来，那情形简直是欢快的舞蹈，泥巴四溅如音符纷飞，跑到女人手里的萝卜温顺得像刚刚懂事的孩子，一脸恬静地享受着柔情的抚摸，这场面，哪有半点劳动的艰辛？更有顽皮的孩子伸手去拔，萝卜闹情绪就是不听指挥，刚准备使出吃奶的劲，萝卜偏偏自己从土里跳出来，让那孩子摔了个四仰朝天，一嘴的泥土堵不住满园的笑声。乡下至今还有“拔萝卜”的游戏，大人（有时是大孩子）爱昵地搬起孩子的头，把孩子从平地上“拔”起。
终于等到了萝卜小豆腐。萝卜埋在天井朝阳的地方保鲜，是今冬明春的菜蔬。掰下的萝卜缨喂猪，太奢侈了，还是来一锅萝卜小豆腐吧，是菜，也可充饭。把萝卜缨洗净，剁成指甲盖般大小，烧一个开锅，捞出来，放在井水里一浸，便是一盆色彩养眼的翡翠了。在菜板上剁碎剁细，用两手攥去菜里的水分，攥成一个个“拳头”样的菜团。该磨豆子了。豆子，是昨天夜里早早泡好的，在石磨里三磨两磨，豆子与水就变成豆浆了。石磨是上下两扇的，下扇不动，周边却涌流着珍珠的瀑布。青青的菜蔬，白白的豆腐，在火的热情簇拥下相亲相爱了。火最好是玉米秸火，焰长，面大，势头均匀，五六个开锅之后，便是食物中的鸳鸯配――萝卜小豆腐。
许多年后偶然的一天，在城市的美轮美奂里大谈文学，饿了，绅士般打开精美的菜单，点上一道“珍珠翡翠白玉汤”，服务生端上来，竟是一盆萝卜小豆腐，一时间谁也顾不上高谈阔论了。忽然想起家乡的一个女孩，课间对同桌说她昨晚如何如何吃了三碗萝卜小豆腐，不想被男生听了去，从此私下里叫她“萝卜小豆腐”。那女孩肤白肉嫩，手是嫩藕，脸如荷花，现在长大了，不知是不是成了一位“豆腐西施”。
家乡的萝卜小豆腐做法单一，就那么青青白白的一锅，但吃法多样。最普通的吃法是一家人围着一口大锅，一人一碗，青白相融，色嫩味鲜，不管年老年少有牙没牙一概食如甘饴，开胃充饥，嚼在嘴里，是无边无际的鲜美，直接扒进肚里也行，酥软酥软的，禁饱，撑不着。如果再铺张浪费一点，抓一小把黄豆葱花般撒在锅里，整锅美味就越发形象生动了。做好了萝卜小豆腐，耐下性子，可以和面，早些时候是地瓜面，加工成萝卜豆腐包，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几天的温饱问题。吃不完的萝卜小豆腐，还可以在下一顿投到油花四溅的热锅里一炒，端上饭桌，就是一盘清爽爽绵软软的小炒萝卜豆腐，品质柔细，调味拉饭，粗茶淡饭变得有滋有味。
鲜有鲜的味儿，陈有陈的理儿。拔完了萝卜，把萝卜缨顺手往屋顶上一扔，冬天的阳光就那么不紧不慢地晃着，不知道过了多少天，青青的萝卜缨黄灿灿的了，用长长的棍子划拉下来，挂在通风的屋檐下，整整一个冬天的黄粱美梦啊。嘴馋了，摘下来，仿佛从树上摘下苹果，做成的萝卜小豆腐耐嚼，越嚼越香，因色黄味永，乡下人又称它“黄菜豆腐”。萝卜小豆腐软和，不怕吃撑，“吃萝卜嗝气，不如狗放屁”，吃萝卜小豆腐也不例外，一连几碗吃下去，嗝几下气，却是上下舒坦，浑身通泰无比。
随着人们味觉的丰富与挑剔，萝卜小豆腐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那种让人放心的原汁原味，那种青白相融的色泽，像极了乡亲们的情怀。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尝出了萝卜小豆腐的滋味，你就咂摸出了生活的味道。
【煎饼的味道】
就想吃母亲摊的煎饼。
母亲摊得一手好煎饼。“圆如银月，大如铜缸，薄如剡溪之纸，色如黄鹤之翎”，这是蒲松龄《煎饼赋》里的描述。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样的印象。母亲盘腿坐在蒲团上，面前卧着一面鏊子，母亲刚用“油搭子”匀匀地擦了一遍，鏊子黝黑的脸庞即刻泛起油亮的光泽，像酷酷的很男人的笑。火是玉米秸火，焰长，面大，势头均匀，鏊子滚烫的时候，母亲左手舀了面糊，扣在鏊子正中，右手握了竹筢，悬肘，提腕，但见面糊径直而下，如溪水出涧，到鏊子底部，又旋即攀援直上，像秒针，速度快，也毫厘不差地走一个圆，竹筢逐渐平起内收，鏊面上就现出一个圆满的圆。满是面糊的满，是一种弥漫，一种覆盖。煎饼熟了，母亲轻掀两边，米黄色的一张煎饼，薄薄的，浮光轻闪之间，隐现出母亲的笑脸。
我的小舅就认母亲摊的煎饼。小舅结了婚，儿子上了大学，还经常请母亲过去摊煎饼。这是经年之后的一种味蕾上的认同。姥姥去世的那年，母亲已经19岁了，她的身后拖着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小舅只有5岁。外公当过私塾先生，我就是在他的窗台上读到了《水浒》《三国演义》，我迷上了文学，在我的小学时期。多年以后，在别人的赞美里，我多么羡慕我的母亲，她摊的煎饼大而薄，卷起来只有拇指那么粗细。母亲是嫁出去的闺女，却是泼不出去的水。夫家、娘家是一个村的，腿去也就五分钟，来来回回，不过从一面鏊子走到另一面鏊子。在老家，摊煎饼还有一个说法，叫“办干粮”。逢年过节，割麦忙秋，母亲总要提前办好两家的干粮，那些年，除了摊两摞煎饼，似乎真的没有别的干粮了。两摞煎饼，白天摆在堂屋里，夜晚晾在石磨上，煎饼越翻越薄，日子越积越厚。许多年就这样过去了。
母亲嫁我父亲后，就像一面鏊子站在屋角，悄无声息。或许，家里让她忙的活太多了，譬如摊煎饼。我家人口多，二叔、二姑、三姑都姓郝，父亲是大哥，姓刘。我还有一个大姑，也姓刘。爷爷病逝了，奶奶抱着不满周岁的父亲，改嫁了东朱耿一户姓郝的人家；大姑10岁，送给南林村一孙姓人家做了童养媳，挨到长大，成婚不久被抛弃，大姑先是改嫁东朱耿，然后又是南林（夫家姓曹），最后是院上，现在，子孙一大群，活得挺滋润。说说我家吧。二姑、三姑先后出嫁，二婶过门了。三姑和二婶是换亲。说来也巧，撮合这门亲事的是父亲的姑表，他把妹妹的女儿许配给我的二叔，又安排我三姑嫁给他的外甥。也就是说，二婶的母亲是我的表姑，我一直这样称呼她。两门亲事，看似错落盘结，事实上没有一点血缘纠缠。我是不是说得有点凌乱？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大家人在一起，日子不会太好，但也不会更糟，这种情形，很像一种干粮，它是煎饼。煎饼的质地就是一家人的品格。
记得母亲摊煎饼以前，头天夜里，就泡了满满一盆粮食。摊玉米煎饼，要把玉米大豆碾成馇子，然后和小麦一起浸泡。如果是瓜干的，先把瓜干泡软，切碎，最后和玉米大豆们在水盆里会合。遇上年头不好，一家人就四处打捞榆树皮，去大碾磨碎了，再囤里瓮里寻些高粱瓜干小麦玉米，它们颗粒大小不一，颜色红黄不均，却都是土地上长出来的物华。在温润的水里，过了一夜，玉米性子绵软了，小麦胖胖的，十足的富贵相。天亮了，粮食们从磨眼里涌进去，再流到磨台上的时候，就是面糊，你根本分不清哪是玉米，哪是大豆，哪是榆树皮，只是晶莹的黏稠的一盆。
在农村，摊各种粮食的煎饼，几乎都要掺些大豆，半斤即可，一斤也行。这样，煎饼就不会粘鏊子。没有哪一种煎饼用大豆命名，你用牙齿反复分析，也只是品出整个煎饼的松酥爽口，大象无形，大豆如空气，却是无处不在。它可能不是房屋的檩条，但它一定是袅袅的炊烟，有了炊烟，房屋不是房屋，是家。粮食的粗细其实就是日子的枯荣，一把大豆，就把粮食们结合成了煎饼，大若茶盘，薄如蝉翼，闻着吃着，都是无边无际的舒坦。
后来，父亲和二叔分家了，在我舅爷爷的主持下。家什是我和团结（二叔的儿子）轮流挑的。他指了指手推车，我说，我要鏊子。老宅子给了二叔，我们一家四口早些年不停地搬来搬去，妹妹小，觉着新鲜，睡觉也踏实，听不到深夜里父亲重重的叹息，和母亲轻轻的安慰。母亲人随和，手艺好，经常被左邻右舍请去帮工。摊煎饼，盘腿时间长，重复动作多，两个人一倒班，就可以减缓一下劳累。农村给了母亲一面巨大的鏊子，让她不断提高她的技艺，她用一张张煎饼和村里人对话。她特别在乎别人的邀请，似乎整个人活在了乡亲们的认同里。她不在乎身体的疲惫。作为回报，母亲往往拎回来几张新摊的煎饼，让我们爷仨吃了个风卷残云。问她，她说吃过了。母亲只是看，脸上荡漾着微笑。这是母亲一生中极为荣光的时刻。
我家一日三餐，多是煎饼。饿了，一碗白开水泡一张煎饼；闲了，掰几块干脆的煎饼充点心，咬出满嘴的“嘎蹦”声，日子不也是这样的酥脆响亮吗？过日子，好比摊煎饼，是要粗粮细做的。粮食们在深夜的水中握手，在清晨的石磨里相融，在上午的鏊子上结合，这太像一种仪式了，繁琐而神圣。摊煎饼的母亲，坐在蒲团上，有如挥笔的画师，不同地块、不同季节的粮食们，可能粗糙，可能瘦弱，现在已是细腻温软的面糊。色彩丰腴的面糊，母亲挥着竹筢的画笔，把它们绘成了一张张太阳，或者月亮。
我的母亲，现在和太阳月亮们生活在了天上，即使人世间有千万面鏊子，于我，不过是一些空空的蝉蜕。我再也吃不上母亲摊的煎饼了。这样写着的时候，我的脸上，已经流出三尺长的涎水，或者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