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乃人生必须经历的四大变奏曲，其中之病，要么不得愈而撒手人寰，要么病抽丝而枯木逢春，决定这两种命运的走向，也许是天意，也许是机会，当然更重要的是病情。回顾自己的人生，转眼几十载风霜，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病痛，可能因大多是小病小恙，所以不会留下什么感概或记忆，唯有曾经在武汉同济医院那次治病，让我永远难忘。
记得是在201x年的4月的某一天，妻子在不经意间发现我的颈部有一个肿块，触之可以滑动，我自己也用手触摸了一下，感觉在甲状腺部位有一明显的肿块。当天，我立即到县医院做B超影像检查，再将检查报告送医生确诊。医生看看报告，再检查肿块状况，只看见一脸的疑问写在医生的脸上，好半天，医生才从嘴里吐出五个字：到大医院复查。其时，我感到有些紧张，是良性的甲状腺肿瘤，还是恶性的甲头腺癌，一切真是个未知数。
当天夜晚，我，妻子和儿子乘上了英山去武汉的夜班车，客车驶出车站大门，穿行在县城大街上，望着窗外的街灯和夜市，让我仿佛有种陌生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以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带着家人走出家门，其情形分明就是为我一同去赴难，为我一同去寻找再生的机会，想到此，真有种苦楚、凄凉的味道。没一会儿，夜班车沉没在浓浓的夜色中，这时，我感觉自己命运好象是处在一个不可捉摸的变数中。
第二天早晨，一家人就来到了武汉同济医院，妻子赶着去挂号，儿子陪我一起在门诊大厅候着。上午十时，我们在门诊接到就诊的通知，在接诊的大夫面前，医生简单向我寻问了病情，检查了病变部位，看过当地医院给予的初诊报告，前后没两分钟时间，大夫也不说啥结果，就开出了住院通知。我迟疑的问着医生，要住院吗？医生果断的说：要住院。此时，我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我望着妻子说，要住院，妻子说，到这儿来，就是住院治病的。一刹那，我的下肢好象灌满了铅一样，在儿子的搀扶下，才从坐椅上站了起来。
这是同济医院新盖的外科大楼，我住在17楼的甲乳外科。这时，远在北京的女儿又来了电话，一再告诫我不能紧张，也告诫我的妻子不能太着急，还记得女儿说的那句宽慰之言：“只要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什么都可以跨，但精神不能跨，体力不能跨。”在女儿给力的宽慰之下，我的心情轻松了好多。望着这超高的外科大楼，看着这整洁漂亮且舒适的病房，如果不是看到忙碌的穿着洁白工作服的医生护士身影，我还以为是住在大酒店里。
骤然而至的身体变故，让自己一下子变得苍老、憔悴了许多，花白的胡子一夜间就缀满了脸颊，俨然已成年逾古稀的样子。入病房前，按着护士的要求，好好的洗了澡，刮了胡子，修了指甲，再穿上了医院条格子的病号服。我也是从事卫生工作的，但在这儿，我不得不佩服同济医院管理的细致化，服务的人性化，对一个病员的整洁要求，不光是疾病治疗的需要，也是对人性的尊重。我听说过有的医院，呼叫病人，都象监狱号子里叫唤犯人一样，在这儿不是这样，听那些漂亮的小护士，每天称我为爷爷，感觉特别的舒服，把生命交到这儿，我放心！
经过一系列的术前检查，终于到了手术前的准备了。尽管住院开始一段时间心情比较轻松，可一到术前，不免有些紧张，其实妻子的心情更焦急，因为医生对亲属的术前谈话，让她提前知道有些检查结果，已经将病情指向了不好的一面。那夜，妻子一夜未眠，还往老家亲人打了电话，并将在武汉工作的侄女和侄女婿叫到跟前，女儿也在当天从北京赶往武汉同济医院。要这么多人知道我做手术的消息，还要这么多人服侍在我的身边，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只知道有了至爱亲情的关怀，也许会分担些我的紧张和忧虑。
手术时间到了，这天的早晨，我什么也没吃，上午八点多，医生为我插过尿管，放过胃管，随后让我躺在一辆担架车上，由专门的护工将我送往手术室。因为规定家属不能陪同到手术室，当担架车一推出病房，我感到妻子站在病房门口，已经流出了耽心的泪水。一路上，担架车发出吱吱哑哑的声音，躺在担架车上的我，此时，心情反而平静了好多。路上的行人，一边为担架车让步，一边平静注视着担架车上的病人，仿佛也在祈祷这个病人能立马手到病除。
躺卧在手术床上，手术室护士一边有话没活的与我交谈着，一边做着手术前的准备，我知道这是一种术前的心理安慰。九点整，手术医生准时来到手术床边，其中有一个医生将我手臂碰了一下并发问：病人姓名！我回答了自己的姓名，医生又问：你需要做什么手术！我回答，甲状腺手术。我感到好笑，这怎么好象刑场上的验明正身啊！我知道这也是一种术前校对，同时也为检查受术者术前状态所采取的必要的询问。此时，只见主刀医生朝麻醉医生点了点头，也不知道麻醉医生作了什么样的技术操作，那一瞬间，我基本上失去了意识。执行过全身麻醉后，人还是有一点点感觉，感觉好象有几只小老鼠在扒拉自己的颈部，感觉手术室空间有股难以名状的味道，那是死亡的味道吗？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手术结束的，冥冥之中，又听见担架车吱吱哑哑的声音，不一会儿，听到儿子喊妈妈的声音：妈！妈！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接着又听到一阵跑步声，一个穿着红色上衣的女孩子来到担架车边，轻轻的喊着：爸爸，爸爸！浅意识中已经感到我女儿来到我身边了。由担架车转到病床上后，人，格外的疲惫，格外的想睡，这时，女儿一边用湿棉签擦拭着我干燥的嘴唇，一边喊着不能让我再睡着了。术后十几小时，因甲状腺手术引起喉部吞咽非常的不适，因还插着胃管，时常有恶心的感觉，熬着，熬着，总有让我放松的时候。术后的第一夜，尽管有很大的难受，但我睡的很安然。
第二天清晨，是病房大楼外花园里鸟的叫声惊醒了我，睁开朦胧的睡眼，透过落地的南窗，可以看到近处的绿树和远处的高楼。早班护士带着甜甜的笑，忙碌的进出着病房，一个姓汪的主管护士走到我的面前问：爷爷，感觉好吗？我轻轻的点着头，那意思就是表达好啊，很好！尽管病床边放有监护仪，但这个护士还是很负责的测着血压，量着体温，听着心率，在这一刻，我完全忘记了术后依存的疼痛，深深的感到这美好的早晨，周到的服务，还有术后一天天的康复，应该属于我。
不一会儿，病房开始热闹了起来，打扫卫生的清洁工，送早餐的配餐员，还有探视病人的家属等从病房进进出出。开始住院时，我很烦燥这种喧闹，现在不了，我感觉哪处最热闹，哪处就有更多的鲜活的生命力，应该是这样啊！术后的第一天上午，为我主刀的教授带着一大帮子学生进到我的病房，围到我的床边，教授问我，感觉还行吧，妻子代我回答，感谢刘教授为我老公做了手术，病人现在状况还算好的。教授接着说，应该好呀，根据手术中切出的病变组织看，这个肿块，最大的可能是良性的。教授将这番话说的轻松自然，可对我一家人而言，却是天大的好消息，妻子凑到我的耳边说，教授说你的肿瘤是良性的。我有些口语不清的问道，真是良性的，在旁的女儿说，真是良性的。我伸出一只手，紧紧的握住妻子的手，激动的只说出两个字：真好！这时，望着脸上带满笑意的教授，我感觉他不是治病救人的医生，而是象帮我脱出苦难的上帝。
和我同一个病房的另外两个病友，都是和我一样的病情，都是同一天做的手术，且都是同一年出生的人，这真是天凑其缘，是疾病的磨难让我们相聚到一起。在术后治疗的日子里，我们彼此交流着各自病情的诊治经过，因为都是术后初诊为良性肿瘤，彼此心情都很愉快。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受到病者心情的影响，三个病友的妻子心情也不错，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彼此相互帮助着，交谈着各自家中的生活情况。一个病房，三个病号，这是一个特别的社会小单位，就象是一个临时的家，在此融洽着特别的友爱和关怀。
我知道教堂婚礼中有一个仪程，神父手捧着圣经，以庄严的口气问新郎、新娘说：在至高至圣至洁的上帝面前问你们，无论安乐困苦、富贵贫穷、或顺或逆、或健康病弱、你都尊重他（她）、帮助他（她）、关怀他（她）、爱他（她）吗？这时男女双方都得用一种语言表达：我愿意！我愿意，这简单的三个字，其实就是一种特别的承诺。我和妻子虽不是耶酥教徒，没参加过教堂婚礼，但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却一直坚守着这样的承诺。在我这次住院十几个日日夜夜里，妻子无时不守在身边，观察着我，照顾着我，妻子因操守所受的折磨，不亚于疾病对我的折磨。
经过两个多星期的治疗，身体得到了很好的康复，终于要出院了。出院的那一天，妹夫特地从老家来接我，侄女婿特来帮助出院一应事项，出院前，医生开了些出院后服用的药品，并告诫出院后康复护理事项。那是一个春夏交替的时日，阳光明媚，风高气爽，去除了病情，迎来了回家之日，让我真的好高兴，激动之余产生了感激之情，真得感激同济医院高超的技术治疗，感激白衣天使的精心护理，感激病友间的相互照顾，感激家人的尽心守候。坐在回家的客车上，望着前面笔直、宽敞的武英高速公路，不由我感概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