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上午，山东某中学开展了一场特殊感恩教育，现场有教授建议学生向老师下跪感恩，现场一些学生照做了。都21世纪了，为了表示感恩，学生还得向老师行如此大礼。这可恶的感恩教育啊！我不禁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则史料，那是发生在晚清时代晋商中的故事。
在山西榆次车辋村北常后街东端北侧，坐落着有中国民居“第一祠堂”之称的常家“北祠堂”。祠堂中有一个相当精美的戏楼。这个戏楼始建于光绪三年（1877年），历时三年才完工，耗银三万两。常家向来以勤俭闻名，为什么要花三万两巨资建这样一个戏楼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戏楼竟然需要三年时间来建呢？还是先看看当时的时代背景吧。光绪三年是中国灾害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山西、陕西、河南等北部省份遭受了三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颗粒无收。其中，山西受灾最严重。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晋商的商业，常家首当其冲。这时的常家已是有近800口人的大家庭，但常家不仅捐出赈灾银3万两，而且还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拿出3万两银子盖戏楼――来救济乡里的穷人。
我们现在的人是无法理解常家的良苦用心的。因为常家同乡的许多人平常都过着小康日子，即使在这样的灾年，也难以放下面子去粥棚领取施舍。常家深知这一点，所以希望这些人有尊严地接受帮助，于是就想出了盖戏楼的方法。常家规定，只要能搬一块砖就可以管一天的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戏台也修了三年，而且这个戏楼是没有成本收益核算的。
如果让我们现在的一些慈善家活在光绪三年，能捐出3万两赈灾银已经够慈善的了，早已经以救世主自居了，对于家门口的穷人大半是无暇顾及的。只要看看时下救助贫困学生的情况就能明了这一点。有钱又有爱心的人们总是资助远处的贫困学生，难道当地就没有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吗？即便本地有几个贫困学生需要资助，那些慈善家也会附加一个感恩的要求，给贫困学生伤痕累累的心头雪上加霜。去年湖北5名贫困大学生因为受助不感恩被取消受助资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什么叫不感恩呢？贫困大学生只是没有给资助者写封感谢的信，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电话说一些句感谢的话而已。就因为这个，部分女企业家居然伤心欲绝，当再次捐赠时，就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了。如果她们成了光绪三年的常家，常家乡里那些有尊严的穷人还能指望得到救济吗？因为他们肯定是不愿降低人格进行什么“感恩”去求得嗟来之食的！
是的，这些大学生暂时没有表示感恩，但这是不是就说明他们的道德有问题呢？我觉得答案不能下得这样武断。没有经历过贫困的人可能不会体验到贫困的滋味，贫困是苦涩而可怕的，在其长期折磨压抑之下，会使人心理上产生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的情绪。别人施予他们的好处，他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说不定早已有了“等我将来飞黄腾达了，我一定要加倍报答恩人”的强烈感恩思想，但感谢的话却说不出来，正如唐人刘得仁说的那样，“恩深转无语，怀抱自分明”，这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情深不言谢”的朴素思想。正如被停止了资助的一名贫困大学生所说的那样：“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所以，很少与企业家联系。”“并不是我不懂得感恩，而是不习惯这样的方式。在我看来，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能回报社会才是最大的感恩。”“我时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同时，这也让我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湖北的5名贫困大学生是不幸的，他们遇到的尽是些动辄要求“感恩”的所谓慈善家；常家乡里的那些穷人则是幸运的，常家不仅有着一颗慈善之心，不仅不要求穷人“感恩”，而且还有着一股推己及人的悲天悯人情怀，在行善之时能照顾到弱者的自尊，让弱者能够体面地接受帮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搞了几十年，现在一些企业家的精神怎么竟然比不上封建时代的晋商了呢？尤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本是正常的教学活动，竟然好意思要学生下跪来“感恩”，难道真是人心不古了吗？
现在社会上似乎流传着一股“仇富”情绪，说起这点来，富人的代言者主流经济学家们就义愤填膺，好象全是穷人们得了红眼病，见不得别人过上好日子。其实这些精英人士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难道这全是穷人的错？只要先学习一下晋商的光辉事迹就可明白这一点。当时，晋商大户尽管富可敌国，但并没有受到“仇富”的威胁。光绪年间，一股流窜的土匪想抢劫乔家，但在晋商乔致庸家找不到一个内应，在整个乔家堡村找不到一个耳目。常家的老人去世时，经常有三乡五里的人来送葬。直至解放后，这些大户人家的长工或佣人几乎没人出来控诉受剥削的“血泪史”。而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们，刚做了点屁大的好事，就惟恐天下不知，就死乞白赖着要求别人“感恩”，这种德行，遇上点“仇富”情绪，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什么时候，我们的企业家具有了晋商的精神，能像晋商那样做人，在行善时能充分照顾到弱者的自尊，那么，“仇富”情绪自然会消失，中国的企业家才可能做出晋商那样的伟大事业，取得晋商那样的辉煌成就。